读书求真：校译《老子》的随笔散记
一、文化、文明与不道
历史中的文化就像是森林里的迷雾，渐渐地沉积，而后又渐渐地淡去。发生过的事情，也总是时隐时现，随着记忆的模糊，流传下来的慢慢就成了一个个的谜。
文化的讲述是一个具有技巧性的艺术，自信与极具感染力的演讲，会让故事变得可信，权力与地位会让它载入历史。而真相往往会因此被埋没，或者与故事共存。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构成：神话、传奇与自然。自然是真实的，它伴随着科学的研究，找寻的是曾经、现在和未来的本真；传奇是基于自然基础上的演绎，就像各种演义一样，几分真几分假，要的就是谁也分不清的扑朔迷离；神话是一种充满极度想象的呓语，它是一种梦中的幻境。有价值的神话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之功，因此与宗教政治相关。说到政教，唯心的神话太容易被戳穿，因为它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因此需要传奇作为纽带，将自然与之联系。有了真实历史的支撑，神话才有长期存在的可能。
自然是平淡的，传奇是无巧不成书的，神话是无所不能的，这样的文化特质符合人的精神诉求。这同时也为客观自然的历史增添了艺术色彩。理性与感性，现实与梦想，真相与谜团，每个人都沉溺其中，或飘然、或静处、或用之不竭。吃瓜的看个有趣，种瓜的各存心思，也有傻瓜想去探个究竟。
有人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花园的花多了才是风景；有人说，存在就是合理，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对错；有人说，祖宗早有成法，圣人早有定论，以花中之王为核心，同样可以营造出世间万千风景… …
历史的主旋律有二：继承与创新。该继承的继承就好，该创新的创新就行。可是，如果继承的是神话夹杂传奇，而话说千万遍，传承千百年，又该如何继承才好呢？阿房宫三百里，巍峨瑰丽，是要房倒屋塌，化为废墟吗？
持此论断者似乎高看自然了。人类文化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先天上就具备了无所不包的特性，自然中被证伪的，就会被归入传奇；传奇中被证伪的，就会被归入神话。在时间长河中存在过的，会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也会成为文化中的奇妙存在。看三国，一部演义与一部志不就是安然并存，似乎谁也不比谁更高妙一些。
文化的积淀与丰富，其实与科学自然的解谜有关，我们总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地肯定自己，这是文明赋予每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属性，两千五百年前，老聃称之为“不道”。不的字义就有否定，不道就是否定之道。在虚虚实实的文化中辨析存真就成了文明的探索。否定之否定，是文化成为文明的唯一办法，史称考据。无论如何考，如何据，关键就在求真二字。
关于真，在老聃的原文中被认为是个人修身的根本要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学习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只有以考据的方式去知人、知己、知事、知史，才能够有效地实现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二、三个商容与老子的师承
神仙也是要讲根脚的，这在《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一类的故事中是常识。道家或道教要将老子捧上主位，就必须解决其来龙与去脉的传承问题，于是有了商容为其师的故事。顶有名的当数商容以自己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来教授老子舌柔齿硬中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小故事见大智慧，正确的道理和发人深省的教育方法，这种正确中的正确，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心理引导。潜台词是：大家就别纠结什么细节，商容这个老师是非常不错的。名师出高徒，一来很符合国人的认知模式，二来增加了一种莫名的神性。这是第一个商容，纣王时期的三朝元老，是执掌礼乐的大臣。因其生卒年不详，只能大略推算。如果文丁这个倒数第三代的商王死的时候，商容20岁的话，老子出生之时也有551岁了。神吧？师傅神自然徒弟也是神。不信？有著名的史学家背书。
怎么说？老子的神奇是史书记载的，司马迁的《史记》讲他活了至少一百六十余岁，甚至是两百岁。这是众多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寿，可是这跟第一个商容比起来，又短太多了。似乎，商容没有将长寿之法传授给老子。如果从现代的生命科学来看，基本上只能是个传说。
可是，传说毕竟是传说，在科学普及的今天，终究缺乏说服力。必须为老子找到一个同名同姓的师傅。为了增加可信度，先得找一个辅助证据。于是有了第二个商容，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大臣，有过出使宋国的历史记载。只是此公如果活到老子出生，也已经一百多岁了。
您要愿意认可前两位中的一个是老子的师傅，自然是最好的。如果不信，那就有了第三位商容。除了教育的几个故事，确实没办法无中生有变出这么个人物。于是常枞出现了，这个据说的老子的师傅又是一个名字不可考之人，唯有舌存齿亡的故事和他相关。
其实,谁是谁的师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秘感的营造。这或是文学的美妙，是玄学的特征，也是宗教的需求。历史上的文字都是人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也有自己的喜好。糟糕的是，喜好有时候与专长并不总是一致的。西晋的皇甫谧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存在。他是一个编撰作家兼出版人，喜欢编写东西出版。本质喜欢清玄，不愿为官，痴迷编书。其实喜欢清玄的，本就不善为官。因为自己长期患有风湿关节炎，所以搜罗了很多方子，汇编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针灸甲乙经》，于是被誉为“针灸鼻祖”和医学家。真真羞煞了今天的出版界名家们，今时不同往日，要成就跨行业的顶级大咖头衔已经成为不可企及的事情了。魏晋清谈，终须雅士将趣事付诸文字，茶余饭后才好多些吸睛的谈资。《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的编撰与出版，成就了皇甫先生学者、史学家的光环。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个人的思想偏好决定了他的风格，因此崇尚逸士的特性必然会影响信息的过滤与编选，二是史学家的头衔会极大地增加其文字的可信度。讲这么多，《高士传》中收入的商容、老子、尹喜，他们的形象才是此处想提及的。编故事总是需要诸多素材，素材有根有据，故事自然就有了真实感。“不知何许人”，是《高士传》对商容的描述。至于尹喜，入不了《高士》的法眼，只是在其中的《老子李耳》一篇中露了个脸：关令尹喜望气先知焉。谧先生笔下的高士，应该是符合当时理想中的传奇主义的文艺范儿写作，充满着浪漫的想象，与自然主义的真实委实相去甚远。
圣人老子究竟是怎么学出来的？名师出高徒，历来是演义的叙述模式，尤其是神话与传奇夹杂的宗教，需要根脚的敲定。其实故事本身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夹带的思想是否能让人觉得可信。其中的营销与传播倒是非常值得细细研究。
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时代，从自然的规律讲，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思想的养分来自于当时的文化环境。要么保守，要么激进，要么中庸，即使是创新，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因此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的人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老子再神奇，也得当个没落王朝的官员，也得挣点工资养家糊口。他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神仙者流。
既然是常人，其受教育就应该符合当时的相关制度。且不说五千言的内容，只看孔子三次问礼于老子，还有老子被罢免后在鲁国主持友人的葬礼。由此可知老聃是一个精于礼制的大拿。在东周时期，要接受完整的礼制教育，只能在周朝的都城和各诸侯国的王都，因为成套的礼器只有这些地方的教育机构才有。
十七岁都还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孔丘，生活在草根圈子，自然也就进不了贵族学校，学不了系统的礼制。作为一个成年才回归贵族阶层，但又被歧视的青年，对礼制的求知欲自然是极其强烈的。人们对于未知的东西，总是会赋予它很多理想化的色彩，也容易形成一种执着。不过，只是将礼制作为一种形式载体，融入新的治理思想，也是一条改革的路子。
只是对于一个自小接受礼制教育，精熟各种关窍的专家来说，更能透彻认识其本质。这也难怪他会在《老子》中说：礼这个东西，是治理思想最肤浅华美的表象，是社会动乱时最先崩坏的，没有用的就该及时扔掉。
如此来看，老子当不是什么草根出身，家教养成，而是自小生活在贵族世家。作为一个诸侯国的贵族，长大后能够在周王室任职，依照当时的为官机制，也应当是有世袭基础的。他的师承，应该就是周朝教育制度所赋予的。
三、尹喜谜案
话说春秋时期的函谷所在的古道，又称崤函道，最早属于虢国，在三家分晋前，都属于晋国，且在晋之境内。史载尹喜是楚国的大夫。把尹喜安排在函谷关守备的职位上是没有史实依据的。当时楚晋争霸多年，算是世仇，让一个楚国的大夫去驻守晋国的要隘，是经不起推敲的。于是又有了一个无凭无据的说法，此君不姓尹，姓关。
道教神仙谱在引入《老子》作为最高经典后，就必须梳理其传承谱系，尹喜作为老聃的大弟子，肩负的是传播与推广其思想的重任。没有传承脉络，只能证明此仙人的学说没有生命力。历史的记录终归是人做的，有点错并不影响道书本身，道教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一种豁达的包容与清净无为。
骑青牛，携紫气东来，三日留书，无人可通，白髯青衫，飘然而去，其人不知所终也… …这是神仙的做派，衬托的是不可完满的神文。一句出关西去，引无数遐思。这才是小酌中的余韵，慨叹后的尾音。文字配上画面，其中的意境，太过符合文人雅士的清高、超然、洒脱、不羁与智慧，想不经典都不行。
其实，尹喜与老聃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三日成文，写出的是毕生的思想学说，任何一个思想大家都不会如此随意。对于老聃来说，似乎只有《老子》这本专著，从整体的架构，行文的严谨，这都是字斟句酌，精心锤炼的精品。合理的说法，应该是老聃带着这本多年的心血结晶西出函谷，去了秦国。至于谁谁请求留书，只能作为一个传奇的故事听听。原本从庄周而后，成书的文化中就多了很多神话的色彩。
四、老子的西行路与并不存在的函谷关
老子的西行路起于周王室的居所洛邑（洛阳），终点是雍城（宝鸡），走崤函古道，经三门峡，过潼关、西安，全程450多公里。每天骑牛八小时，大约需要连续走14天，如果算上天气和人力等，时间就更长了。
作为一个正常人，每天骑牛八个小时，持续半个月，胯部、脊椎、膝关节等等都会出现严重损伤，更何况是一个八十五岁上下的老头。没有骑过牛，是绝对不知道骑牛的辛苦，更不知道长期骑牛的艰难。文艺的想象，终究不能脱离开基本的生活常识，否则，就只会是苍白无力的臆想之语。
崤函道从洛阳到潼关段有200多公里，山高路远，人烟稀少，即便是今天徒步，也要带足补给装备。骑牛？还一人一牛？随身的行李辎重放在哪里？《老子》不是说：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吗？老子既然是圣人，那就不应该自食其言，也玩什么双标吧？
作为一个生活优渥的顶级贵族，能够在八旬高龄，仍然能在当时的条件下长途跋涉，想来应该是做足了攻略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因此老子绝无可能是一人一牛，带着些踏夕阳归隐的优闲淡泊。
更何况作为洛阳与宝鸡的山野通道，历来就存在盗贼活动。一来是因为井田制瓦解，迫使流民躲到荒郊野外求存，二来秦晋之间频繁的军事冲突滋生了流寇寄食于此。崤山地形复杂，为盗贼们提供了天然的隐蔽所；春秋乱象，为盗贼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口支持。
从军事角度看，春秋时期的崤函古道虽然是秦国经晋国进入中原的要道，但是却非两国相斗的必争之地。
黄河在潼关从北南流向拐了个90度的弯，变成了西东流向。古道从潼关，沿黄河一路向东，经函谷到陕县，然后分南北两线至洛阳。潼关至陕县约有100公里，就像一条被黄河与秦岭夹在中间的天然走廊。其间西头只有一个风陵渡，东头只有一个大禹渡。过了黄河就是秦岭，在当时没有太多的防守价值。而晋国的防御，也只用在两个渡口的黄河北岸设置防御点就够了。
公元前485年前后，也是秦国与晋国魏氏因争夺河西之地而不断摩擦冲突的时期。河西之地是指潼关以北，黄河尚未转向的区域。这片位于黄河与洛水之间的肥沃平原，在今之陕西大荔、合阳、韩城一带，是秦国东进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魏氏向西扩张的屏障。谁控制了河西，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至于老子行经的崤函古道，中途有山河阻隔，出去则是周王室的洛邑。从春秋争霸的战争性质来说，实在没有长臂设关的必要。
事实上，老子西行之时，崤函古道上还没有函谷关的存在。函谷关最早是在战国时期，大约公元前361年，由秦孝公下令修建的，史称秦关。作为秦国的东大门，当时是秦抵御东方六国的天然屏障。六国多次合纵抗秦，却常常在函谷关下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就是其地势险要和坚固的关防。
春秋时期函谷不设关，是有史实佐证的。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去世，秦穆公决定在不告知晋国的情况下，偷袭郑国，于是让孟明术率军三万经崤函道东征。后在归途中被晋军伏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晋国在函谷设了关，就不会上演偷袭与伏击的戏码。
因此，所谓的函谷关紫气东来，青衣青牛，三日成书，不过是为了做实《老子》道家与道教思想的杜撰罢了。至于守关之人，是叫尹喜，还是叫什么，那就成了无根之水，一点都不重要了。
公元前485年前后，秦国处于守势和被封锁状态，而晋国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联合吴鲁攻打齐国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秦的压力。
老子西行选择这一时段，却不知是巧合或是智慧。只是如此长途艰险，没有万全的准备，缺少充足的人手辎重和安保措施，想来是不可能在最少半个月左右，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车队，顺利走完的。
五、《老子》不是《道德经》
《老子》不是《道德经》，两者和《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玄奘传》与《西游记》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三国演义》虽是传奇的，《西游记》虽是神话的，但是它们的原型底子是基于历史，纵有虚构，主线终归是一回事儿。
《老子》与《道德经》则不然，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一个主张制约而一个主张自由，因此是两本完全不同的书。如果想用彼此去解释和求证对方，结果只会得到一团越来越乱的麻，然后陷入争执不休的话术诡辩中。
《老子》的作者是老聃，因“聃”和“耽”是异体字，也有写作老耽的。大约是公元前485年老聃应秦悼公之邀所作，而后在西去秦国前成书的。这本书的思想是讲述如何发展一个诸侯大国，去夺取天下，进而如何实现长久治理，是春秋走向战国的思想标志。因其内圣外王的发展思想延续自黄帝，因此老聃称之为圣人之道。这条路的具体内容体现为：走富民、抚民和安民的基本路线，以公布成文法的方式形成治理绝学，而君王以建设和改革制度为本职工作，为制而不争。善利万物指以发展民生为本，君王不争是绝学无忧的根本保障。
也正因为《老子》是为夺取天下所作的成圣绝学，所以从诞生伊始就决定了其不可被广为传播的命运；也正因为它主张制度先于帝王，君王为制不为事，所以从根子上就决定了它无法为大众认知的封印归宿。
《道德经》的作者是一群人，经历了数百年的共同创作，分为两大阵营，也就形成了两大基本思想相同而作用有异的版本。一大版本是道家的，另一大版本是道教的。道家主张“无为无不为”的顺应自然，追求精神上的清静自由。道教的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加入了巫术等诸多宗教元素，希望以修生养性为基础，然后修炼成仙。
《道德经》与《老子》最大的关系是文字多有雷同。前者有很多版本，讲求一个自洽；后者只有一个版本，因其严谨完整的逻辑结构而客观存在，无法随意更改。
道家的《道德经》形成于西汉，应该是在汉武帝中后期。比较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任太史令的相关史论就可以窥其一般。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主张以道家治国，认为道家兼容百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最契合治世需求。而司马迁则支持儒家治国，认为道家是“隐君子”的归属，并且第一个给出了李耳之名，为后来的《道德经》冠上了作者名。很有意思的是，司马谈和司马迁史论出现巨大不同的中间，横亘的却是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按常理说，父子两代修史应该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如此大的改变。
司马迁后的数十年，隐世道家的《老子》文本得以极速发展传播，系统地体现在严遵《老子指归》对道与德的捏合中。再一百多年后，东汉辞赋家边韶在《老子铭》中描述了老子李耳的生平，并提出了“道德之经”的说法。不过，无论是历史上查无此人的河上公，还是边韶时期的张道陵，在撰写道教的老子思想时，还是沿用着《老子》的称谓。直到张道陵之后的葛玄，这个三国时期东吴的高道，托名老子亲授而作《老子道德经序诀》，才正式在书名中引入了道德经三字。最终定名《道德经》是在一百多年后，葛玄的侄孙葛洪，他在《抱朴子》中系统整理道教经典，最终推动了《道德经》的书名普及，然后又普及至了道家。
应该说，《道德经》或只是借用了《老子》的诸多文本，只是这样的借用太多，而思想又全然不同，就会打乱原本的行文逻辑，甚至是改变其中的字句。也正因大量的引用，必然形成一种散记式的语录体文本。两种体现完全不同思想的文本，被混淆在一起，用一个去解释另一个，然后想要辨伪求真，只能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了。
《老子》不是《道德经》，但两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伟大成果。《老子》指引了春秋以后秦国制度的演化，也奠定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基调，作用至今。《道德经》则成就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对诸多历史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阅读它们，就不能将其当作一本书来读，而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践行“常，有欲以观其徼”的观点，立足于成书的意图去品鉴它们不同的特质与文本状态。
六、该怎么去读《老子》
读《道德经》，只要把住清静无为的基调，怎么解释都符合其顺其自然的思想，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性对精神的自由追求，也能打造众多文化人热衷的自留地——自己想种点啥就种点啥，自洽就好。
读《老子》，就要去除定见，抓其逻辑结构，辨析行文逻辑。一个独特的作品，从诞生伊始就形成了其独特的逻辑结构，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文艺点哲学点的说法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简单说，《老子》就是《老子》，它只有一个思想，也只有一个文本，它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意味着，《老子》是可以翻译的。关于翻译，只要抓住了其原本的逻辑结构，怎么翻都是允许的。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只要其原本的意思不变，都是对的，差别只是文笔的高下罢了。
还原了《老子》的逻辑结构，理顺了其行文的逻辑关系，就能还原其正确的原文，无论是字词还是句读，甚至是主题式的延伸论述。
这就是说，要辨析原文中每一个字的正确含义，就必须根植于《老子》的逻辑层级结构和行文顺序，而不是通过哪位权威的注释去认定。这是读《老子》的第一要义，也是读所有书的最根本方法。就像学生时代做的完形填空，之所以有标准答案，是因为它原本就客观地存在着。能不能读懂，只是看能不能完整地找出这个逻辑结构而已。
读一本现代的书比读一本古代的书容易，一则是语言的变化，二则是典故的熟悉。除此之外，思维的方式和表达的逻辑是一样的。正如哲人们所说：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我们写作的基本思路。这对以说理为主的书籍而言，就是一个基本常识。
而语言习惯和用典是时代性的。就是说，但凡碰到不确定的语言文法问题，就要回到当时以及之前的经典著作中，尤其是原书中有明确引用的文献里。同样，相应的筛选与甄别还是要回到《老子》的逻辑结构上。但凡碰到看似费解的用典，就要回到当时以及之前的历史文献中。这些用典在当时必然是主流的，耳熟能详的。
怎么去读《老子》？其实就是如何读一个作品，或者是如何读一本古书的反思，方法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般来说，读懂书有一个根本法，三种方式，三个阶段和三层境界。
根本法是以为什么去追问逻辑关系。为什么这个字、这句话、这段文、这本书和这个人要这样说。三种方式无非是以略读抓其大要，以精读究其细节，以通读品其意味。三个阶段都是脱离开读之不懂后的，抓住整体结构算是粗懂，细到枝节算是入微，节节串联算是贯通。看而不懂和粗懂都算在欣赏的层次。懵懵懂懂的也能感慨某句某段的美，这是看之不懂的；能够从整体上去欣赏细节，这是读懂了。在抓住整体逻辑的基础上，就能去鉴别其中的优劣由来，品鉴其味的道地与否，这叫鉴赏。能够把书的整体思想和局部内容放到历史长河中，梳理其来龙去脉，就能评古论今，这叫批评。
读万般书皆如是，读《老子》亦然。
七、如何认定老子是谁？
世人多说老子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依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且先不说司马先生的笔下是否有不实之言，但是单凭这句话确乎无法认定其馆长职务。
史，是史官序列中最基层的。每个中级史官属下都有8名史。比如小史麾下的史，负责一般的记录工作，相当于文书干事，跟国图馆长这样的级别相差甚远。
仔细了解周朝的教育和任职制度，其实也能得到些线索。要在周王室任职，还能进入较快速的晋职通道，说明老子是符合当时制度的相关要求，且具有特殊的出身背景。
一则老子精熟礼制，说明他接受了系统完整的礼乐教育。而系统的礼制只能在周王室的辟雍和诸侯王都的泮宫才有。进入这些公办大学，是高级贵族的专属权利。
二则据说老子在20岁左右获得了史这一职务，而后大约在36岁时被当时的首相甘简公罢免，5年后被甘平公召回复职，再14年后被罢免。能够被元首级的领导罢免和召回，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史官体系中高级干部的行列。
从晋级机制上看，20岁任史，35岁已经任中大夫级别的史官，也算在合理范畴。但是前提条件是，老子必须属于高等级的贵族世家，且能力出众。虽说也可能存在乡里举荐进入中央的可能，但是精熟礼制就足以否定其乡里出身了。至于这个中大夫级别的史官是内史、外史、小史，还是御史，就要看《老子》擅长哪一块的业务能力了。
要在周王室任官职，诸侯国的贵族子弟必须进入辟雍上大学，学制7～9年，7年考核合格算是小成，9年算大成。要取得大学资格，还得经历庠和序的小学教育。庠和序都是6年制的，入学庠一般是8岁，高级贵族和有特殊情况的准许提前入学。按常识，要进入小学，孩子必须要能正常交流和接受纪律约束，最小也得5岁。老子早慧勤学的话，跳跳级，小学10年，大学5年，也就刚好20岁左右。10～15年的任职，从基层进入到高级的中大夫行列，固然算正常，也得朝中有人，祖上积荫。
当然，关于老子的任职和罢免尚无确切的史料认定。如上所说，不过是借此回顾周朝的相关制度，以此辨析老子的可能出身罢了。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是楚国的边境县，其下的一个乡里，一里有二十五户人家。曲仁里应该是乡村了。老子妥妥的边远地区的农村人，算是乡野鄙夫出身了，差孔子好大一截，怎么可能接受到系统的礼制教育呢？更何况，一个楚国的乡里青年，想要入职中央史官，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老子20岁前后，楚国与周王室处于一种文化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楚国被视为“蛮夷”，另一方面，楚王称“王”挑战了周天子的权威，只是维持着表面臣属关系。老子要通过举荐，想想都难。
更有趣的是，太史公在《史记》中关于苦县归属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如他所言，苦县是陈国边境县，毗邻宋国。从公元前635年到前546年，陈国作为楚国的小弟与宋一直处于对立与战争状态，这个时候老子大约25岁。楚在前478年灭陈，才设县治，而老子此时大约93岁。就是说，在老子生命的前93年里，苦县都不是楚国的。倒是作为边境县，在陈宋战争中，一度归属宋国，被分封给老佐，这一说法虽暂无史证，倒是非常可能的。如此低级的错误怎么会存在于同一本史书中？或许是出于什么迫不得已的苦衷，太史公才会留下如此手尾，以示后人吧。
至于姓李氏，名耳，字聃，这一说法也是不符合周朝的宗法制度。比如孔子，他姓子、孔氏、名丘、字仲尼。子姓源自商朝王族，代表血缘归属。孔氏来自六世祖孔父嘉的字，是身份标识，丘是出生时的命名，与尼丘山有关，仲尼体现排行与地域特征。因此姓李氏并非一个合理的说法，且缺乏依据。只是因为司马先生的太史令身份和他秉笔直书的故事，带来了一种可信度。事实上姓氏合流始于秦汉时期，是在秦代推行郡县制，分封体系瓦解后。老姓与孔姓，均出自宋戴公。如果老子真是老佐的后人，所有的事情就都说得通了，或许关于他的户籍，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子姓、氏老、名聃、字“礼尔（李耳）”，宋商丘人，或出生于苦县。苦县作为老佐的分封地，也是合乎情理的。
司马先生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句话，给老子定下了详细的户籍出生地和职务。至于将史理解为国家级的馆长，想来是后人的误解。只是一个农村孩子，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周王室公办的国立贵族大学，然后就职于中央机构，未免有悖于当时的政策制度与国情。
老子姓什么？长得怎么样？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这些信息满足的不过是我们的好奇心与文艺想象罢了。要有腔调，这是文化的特性，也是“化”与“明”的分野。比如给精瘦多病的身躯赋予力大无穷的体质，这是一种怜悯中带着骄傲的认同与崇拜。生俱老相种慧根，长耳垂肩福寿像，这符合世人的审美意趣，再加上东坡先生的趣解，生活而丰满，还有什么要求呢？
历史上肯定一个伟大人物，不是因为他的形象，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因此在诸多人物细节被掩埋于时间长河中的时候，独特的思想就成为认定他存在的依据。
一旦通过逻辑原理读懂了他的著述，也就把握了他的思想。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有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其经历密不可分。而经历与时代的变迁又是紧密相连，它总是对应着当时的诸多问题与相关事件。梳理思想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就能依此甄别并串联看似零散的历史碎片，然后形成一个合理的解释。
认定老子姓什名谁，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思想形成，著书原因，成书影响，就应该建立在正确翻译《老子》的基础上。历史的人物经历还原是一种科学的印证，而还原经历后对创作过程及其思维的推导，又能顺推并论证其行文与逻辑。
缺乏对《老子》其书的认定，要给老聃找一个什么样的特型演员，多加两个什么别号，无非是虚构故事的多样与灵活，属于传奇与神话的文化范畴。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思想往往才是定义人物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