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求真：校译《老子》的随笔散记
一、文化、文明与不道
历史中的文化就像是森林里的迷雾，渐渐地沉积，而后又渐渐地淡去。发生过的事情，也总是时隐时现，随着记忆的模糊，流传下来的慢慢就成了一个个的谜。
文化的讲述是一个具有技巧性的艺术，自信与极具感染力的演讲，会让故事变得可信，权力与地位会让它载入历史。而真相往往会因此被埋没，或者与故事共存。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构成：神话、传奇与自然。自然是真实的，它伴随着科学的研究，找寻的是曾经、现在和未来的本真；传奇是基于自然基础上的演绎，就像各种演义一样，几分真几分假，要的就是谁也分不清的扑朔迷离；神话是一种充满极度想象的呓语，它是一种梦中的幻境。有价值的神话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之功，因此与宗教政治相关。说到政教，唯心的神话太容易被戳穿，因为它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因此需要传奇作为纽带，将自然与之联系。有了真实历史的支撑，神话才有长期存在的可能。
自然是平淡的，传奇是无巧不成书的，神话是无所不能的，这样的文化特质符合人的精神诉求。这同时也为客观自然的历史增添了艺术色彩。理性与感性，现实与梦想，真相与谜团，每个人都沉溺其中，或飘然、或静处、或用之不竭。吃瓜的看个有趣，种瓜的各存心思，也有傻瓜想去探个究竟。
有人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花园的花多了才是风景；有人说，存在就是合理，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对错；有人说，祖宗早有成法，圣人早有定论，以花中之王为核心，同样可以营造出世间万千风景… …
历史的主旋律有二：继承与创新。该继承的继承就好，该创新的创新就行。可是，如果继承的是神话夹杂传奇，而话说千万遍，传承千百年，又该如何继承才好呢？阿房宫三百里，巍峨瑰丽，是要房倒屋塌，化为废墟吗？
持此论断者似乎高看自然了。人类文化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先天上就具备了无所不包的特性，自然中被证伪的，就会被归入传奇；传奇中被证伪的，就会被归入神话。在时间长河中存在过的，会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也会成为文化中的奇妙存在。看三国，一部演义与一部志不就是安然并存，似乎谁也不比谁更高妙一些。
文化的积淀与丰富，其实与科学自然的解谜有关，我们总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地肯定自己，这是文明赋予每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属性，两千五百年前，老聃称之为“不道”。不的字义就有否定，不道就是否定之道。在虚虚实实的文化中辨析存真就成了文明的探索。否定之否定，是文化成为文明的唯一办法，史称考据。无论如何考，如何据，关键就在求真二字。
关于真，在老聃的原文中被认为是个人修身的根本要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学习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只有以考据的方式去知人、知己、知事、知史，才能够有效地实现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二、三个商容与老子的师承
神仙也是要讲根脚的，这在《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一类的故事中是常识。道家或道教要将老子捧上主位，就必须解决其来龙与去脉的传承问题，于是有了商容为其师的故事。顶有名的当数商容以自己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来教授老子舌柔齿硬中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小故事见大智慧，正确的道理和发人深省的教育方法，这种正确中的正确，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心理引导。潜台词是：大家就别纠结什么细节，商容这个老师是非常不错的。名师出高徒，一来很符合国人的认知模式，二来增加了一种莫名的神性。这是第一个商容，纣王时期的三朝元老，是执掌礼乐的大臣。因其生卒年不详，只能大略推算。如果文丁这个倒数第三代的商王死的时候，商容20岁的话，老子出生之时也有551岁了。神吧？师傅神自然徒弟也是神。不信？有著名的史学家背书。
怎么说？老子的神奇是史书记载的，司马迁的《史记》讲他活了至少一百六十余岁，甚至是两百岁。这是众多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寿，可是这跟第一个商容比起来，又短太多了。似乎，商容没有将长寿之法传授给老子。如果从现代的生命科学来看，基本上只能是个传说。
可是，传说毕竟是传说，在科学普及的今天，终究缺乏说服力。必须为老子找到一个同名同姓的师傅。为了增加可信度，先得找一个辅助证据。于是有了第二个商容，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大臣，有过出使宋国的历史记载。只是此公如果活到老子出生，也已经一百多岁了。
您要愿意认可前两位中的一个是老子的师傅，自然是最好的。如果不信，那就有了第三位商容。除了教育的几个故事，确实没办法无中生有变出这么个人物。于是常枞出现了，这个据说的老子的师傅又是一个名字不可考之人，唯有舌存齿亡的故事和他相关。
其实,谁是谁的师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秘感的营造。这或是文学的美妙，是玄学的特征，也是宗教的需求。历史上的文字都是人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也有自己的喜好。糟糕的是，喜好有时候与专长并不总是一致的。西晋的皇甫谧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存在。他是一个编撰作家兼出版人，喜欢编写东西出版。本质喜欢清玄，不愿为官，痴迷编书。其实喜欢清玄的，本就不善为官。因为自己长期患有风湿关节炎，所以搜罗了很多方子，汇编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针灸甲乙经》，于是被誉为“针灸鼻祖”和医学家。真真羞煞了今天的出版界名家们，今时不同往日，要成就跨行业的顶级大咖头衔已经成为不可企及的事情了。魏晋清谈，终须雅士将趣事付诸文字，茶余饭后才好多些吸睛的谈资。《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的编撰与出版，成就了皇甫先生学者、史学家的光环。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个人的思想偏好决定了他的风格，因此崇尚逸士的特性必然会影响信息的过滤与编选，二是史学家的头衔会极大地增加其文字的可信度。讲这么多，《高士传》中收入的商容、老子、尹喜，他们的形象才是此处想提及的。编故事总是需要诸多素材，素材有根有据，故事自然就有了真实感。“不知何许人”，是《高士传》对商容的描述。至于尹喜，入不了《高士》的法眼，只是在其中的《老子李耳》一篇中露了个脸：关令尹喜望气先知焉。谧先生笔下的高士，应该是符合当时理想中的传奇主义的文艺范儿写作，充满着浪漫的想象，与自然主义的真实委实相去甚远。
圣人老子究竟是怎么学出来的？名师出高徒，历来是演义的叙述模式，尤其是神话与传奇夹杂的宗教，需要根脚的敲定。其实故事本身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夹带的思想是否能让人觉得可信。其中的营销与传播倒是非常值得细细研究。
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时代，从自然的规律讲，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思想的养分来自于当时的文化环境。要么保守，要么激进，要么中庸，即使是创新，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因此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的人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老子再神奇，也得当个没落王朝的官员，也得挣点工资养家糊口。他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神仙者流。
既然是常人，其受教育就应该符合当时的相关制度。且不说五千言的内容，只看孔子三次问礼于老子，还有老子被罢免后在鲁国主持友人的葬礼。由此可知老聃是一个精于礼制的大拿。在东周时期，要接受完整的礼制教育，只能在周朝的都城和各诸侯国的王都，因为成套的礼器只有这些地方的教育机构才有。
十七岁都还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孔丘，生活在草根圈子，自然也就进不了贵族学校，学不了系统的礼制。作为一个成年才回归贵族阶层，但又被歧视的青年，对礼制的求知欲自然是极其强烈的。人们对于未知的东西，总是会赋予它很多理想化的色彩，也容易形成一种执着。不过，只是将礼制作为一种形式载体，融入新的治理思想，也是一条改革的路子。
只是对于一个自小接受礼制教育，精熟各种关窍的专家来说，更能透彻认识其本质。这也难怪他会在《老子》中说：礼这个东西，是治理思想最肤浅华美的表象，是社会动乱时最先崩坏的，没有用的就该及时扔掉。
如此来看，老子当不是什么草根出身，家教养成，而是自小生活在贵族世家。作为一个诸侯国的贵族，长大后能够在周王室任职，依照当时的为官机制，也应当是有世袭基础的。他的师承，应该就是周朝教育制度所赋予的。
三、尹喜谜案
话说春秋时期的函谷所在的古道，又称崤函道，最早属于虢国，在三家分晋前，都属于晋国，且在晋之境内。史载尹喜是楚国的大夫。把尹喜安排在函谷关守备的职位上是没有史实依据的。当时楚晋争霸多年，算是世仇，让一个楚国的大夫去驻守晋国的要隘，是经不起推敲的。于是又有了一个无凭无据的说法，此君不姓尹，姓关。
道教神仙谱在引入《老子》作为最高经典后，就必须梳理其传承谱系，尹喜作为老聃的大弟子，肩负的是传播与推广其思想的重任。没有传承脉络，只能证明此仙人的学说没有生命力。历史的记录终归是人做的，有点错并不影响道书本身，道教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一种豁达的包容与清净无为。
骑青牛，携紫气东来，三日留书，无人可通，白髯青衫，飘然而去，其人不知所终也… …这是神仙的做派，衬托的是不可完满的神文。一句出关西去，引无数遐思。这才是小酌中的余韵，慨叹后的尾音。文字配上画面，其中的意境，太过符合文人雅士的清高、超然、洒脱、不羁与智慧，想不经典都不行。
其实，尹喜与老聃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三日成文，写出的是毕生的思想学说，任何一个思想大家都不会如此随意。对于老聃来说，似乎只有《老子》这本专著，从整体的架构，行文的严谨，这都是字斟句酌，精心锤炼的精品。合理的说法，应该是老聃带着这本多年的心血结晶西出函谷，去了秦国。至于谁谁请求留书，只能作为一个传奇的故事听听。原本从庄周而后，成书的文化中就多了很多神话的色彩。
四、老子的西行路与并不存在的函谷关
老子的西行路起于周王室的居所洛邑（洛阳），终点是雍城（宝鸡），走崤函古道，经三门峡，过潼关、西安，全程450多公里。每天骑牛八小时，大约需要连续走14天，如果算上天气和人力等，时间就更长了。
作为一个正常人，每天骑牛八个小时，持续半个月，胯部、脊椎、膝关节等等都会出现严重损伤，更何况是一个八十五岁上下的老头。没有骑过牛，是绝对不知道骑牛的辛苦，更不知道长期骑牛的艰难。文艺的想象，终究不能脱离开基本的生活常识，否则，就只会是苍白无力的臆想之语。
崤函道从洛阳到潼关段有200多公里，山高路远，人烟稀少，即便是今天徒步，也要带足补给装备。骑牛？还一人一牛？随身的行李辎重放在哪里？《老子》不是说：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吗？老子既然是圣人，那就不应该自食其言，也玩什么双标吧？
作为一个生活优渥的顶级贵族，能够在八旬高龄，仍然能在当时的条件下长途跋涉，想来应该是做足了攻略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因此老子绝无可能是一人一牛，带着些踏夕阳归隐的优闲淡泊。
更何况作为洛阳与宝鸡的山野通道，历来就存在盗贼活动。一来是因为井田制瓦解，迫使流民躲到荒郊野外求存，二来秦晋之间频繁的军事冲突滋生了流寇寄食于此。崤山地形复杂，为盗贼们提供了天然的隐蔽所；春秋乱象，为盗贼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口支持。
从军事角度看，春秋时期的崤函古道虽然是秦国经晋国进入中原的要道，但是却非两国相斗的必争之地。
黄河在潼关从北南流向拐了个90度的弯，变成了西东流向。古道从潼关，沿黄河一路向东，经函谷到陕县，然后分南北两线至洛阳。潼关至陕县约有100公里，就像一条被黄河与秦岭夹在中间的天然走廊。其间西头只有一个风陵渡，东头只有一个大禹渡。过了黄河就是秦岭，在当时没有太多的防守价值。而晋国的防御，也只用在两个渡口的黄河北岸设置防御点就够了。
公元前485年前后，也是秦国与晋国魏氏因争夺河西之地而不断摩擦冲突的时期。河西之地是指潼关以北，黄河尚未转向的区域。这片位于黄河与洛水之间的肥沃平原，在今之陕西大荔、合阳、韩城一带，是秦国东进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魏氏向西扩张的屏障。谁控制了河西，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至于老子行经的崤函古道，中途有山河阻隔，出去则是周王室的洛邑。从春秋争霸的战争性质来说，实在没有长臂设关的必要。
事实上，老子西行之时，崤函古道上还没有函谷关的存在。函谷关最早是在战国时期，大约公元前361年，由秦孝公下令修建的，史称秦关。作为秦国的东大门，当时是秦抵御东方六国的天然屏障。六国多次合纵抗秦，却常常在函谷关下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就是其地势险要和坚固的关防。
春秋时期函谷不设关，是有史实佐证的。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去世，秦穆公决定在不告知晋国的情况下，偷袭郑国，于是让孟明术率军三万经崤函道东征。后在归途中被晋军伏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晋国在函谷设了关，就不会上演偷袭与伏击的戏码。
因此，所谓的函谷关紫气东来，青衣青牛，三日成书，不过是为了做实《老子》道家与道教思想的杜撰罢了。至于守关之人，是叫尹喜，还是叫什么，那就成了无根之水，一点都不重要了。
公元前485年前后，秦国处于守势和被封锁状态，而晋国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联合吴鲁攻打齐国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秦的压力。
老子西行选择这一时段，却不知是巧合或是智慧。只是如此长途艰险，没有万全的准备，缺少充足的人手辎重和安保措施，想来是不可能在最少半个月左右，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车队，顺利走完的。
五、《老子》不是《道德经》
《老子》不是《道德经》，两者和《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玄奘传》与《西游记》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三国演义》虽是传奇的，《西游记》虽是神话的，但是它们的原型底子是基于历史，纵有虚构，主线终归是一回事儿。
《老子》与《道德经》则不然，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一个主张制约而一个主张自由，因此是两本完全不同的书。如果想用彼此去解释和求证对方，结果只会得到一团越来越乱的麻，然后陷入争执不休的话术诡辩中。
《老子》的作者是老聃，因“聃”和“耽”是异体字，也有写作老耽的。大约是公元前485年老聃应秦悼公之邀所作，而后在西去秦国前成书的。这本书的思想是讲述如何发展一个诸侯大国，去夺取天下，进而如何实现长久治理，是春秋走向战国的思想标志。因其内圣外王的发展思想延续自黄帝，因此老聃称之为圣人之道。这条路的具体内容体现为：走富民、抚民和安民的基本路线，以公布成文法的方式形成治理绝学，而君王以建设和改革制度为本职工作，为制而不争。善利万物指以发展民生为本，君王不争是绝学无忧的根本保障。
也正因为《老子》是为夺取天下所作的成圣绝学，所以从诞生伊始就决定了其不可被广为传播的命运；也正因为它主张制度先于帝王，君王为制不为事，所以从根子上就决定了它无法为大众认知的封印归宿。
《道德经》的作者是一群人，经历了数百年的共同创作，分为两大阵营，也就形成了两大基本思想相同而作用有异的版本。一大版本是道家的，另一大版本是道教的。道家主张“无为无不为”的顺应自然，追求精神上的清静自由。道教的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加入了巫术等诸多宗教元素，希望以修生养性为基础，然后修炼成仙。
《道德经》与《老子》最大的关系是文字多有雷同。前者有很多版本，讲求一个自洽；后者只有一个版本，因其严谨完整的逻辑结构而客观存在，无法随意更改。
道家的《道德经》形成于西汉，应该是在汉武帝中后期。比较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任太史令的相关史论就可以窥其一般。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主张以道家治国，认为道家兼容百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最契合治世需求。而司马迁则支持儒家治国，认为道家是“隐君子”的归属，并且第一个给出了李耳之名，为后来的《道德经》冠上了作者名。很有意思的是，司马谈和司马迁史论出现巨大不同的中间，横亘的却是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按常理说，父子两代修史应该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如此大的改变。
司马迁后的数十年，隐世道家的《老子》文本得以极速发展传播，系统地体现在严遵《老子指归》对道与德的捏合中。再一百多年后，东汉辞赋家边韶在《老子铭》中描述了老子李耳的生平，并提出了“道德之经”的说法。不过，无论是历史上查无此人的河上公，还是边韶时期的张道陵，在撰写道教的老子思想时，还是沿用着《老子》的称谓。直到张道陵之后的葛玄，这个三国时期东吴的高道，托名老子亲授而作《老子道德经序诀》，才正式在书名中引入了道德经三字。最终定名《道德经》是在一百多年后，葛玄的侄孙葛洪，他在《抱朴子》中系统整理道教经典，最终推动了《道德经》的书名普及，然后又普及至了道家。
应该说，《道德经》或只是借用了《老子》的诸多文本，只是这样的借用太多，而思想又全然不同，就会打乱原本的行文逻辑，甚至是改变其中的字句。也正因大量的引用，必然形成一种散记式的语录体文本。两种体现完全不同思想的文本，被混淆在一起，用一个去解释另一个，然后想要辨伪求真，只能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了。
《老子》不是《道德经》，但两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伟大成果。《老子》指引了春秋以后秦国制度的演化，也奠定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基调，作用至今。《道德经》则成就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对诸多历史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阅读它们，就不能将其当作一本书来读，而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践行“常，有欲以观其徼”的观点，立足于成书的意图去品鉴它们不同的特质与文本状态。
六、该怎么去读《老子》
读《道德经》，只要把住清静无为的基调，怎么解释都符合其顺其自然的思想，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性对精神的自由追求，也能打造众多文化人热衷的自留地——自己想种点啥就种点啥，自洽就好。
读《老子》，就要去除定见，抓其逻辑结构，辨析行文逻辑。一个独特的作品，从诞生伊始就形成了其独特的逻辑结构，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文艺点哲学点的说法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简单说，《老子》就是《老子》，它只有一个思想，也只有一个文本，它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意味着，《老子》是可以翻译的。关于翻译，只要抓住了其原本的逻辑结构，怎么翻都是允许的。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只要其原本的意思不变，都是对的，差别只是文笔的高下罢了。
还原了《老子》的逻辑结构，理顺了其行文的逻辑关系，就能还原其正确的原文，无论是字词还是句读，甚至是主题式的延伸论述。
这就是说，要辨析原文中每一个字的正确含义，就必须根植于《老子》的逻辑层级结构和行文顺序，而不是通过哪位权威的注释去认定。这是读《老子》的第一要义，也是读所有书的最根本方法。就像学生时代做的完形填空，之所以有标准答案，是因为它原本就客观地存在着。能不能读懂，只是看能不能完整地找出这个逻辑结构而已。
读一本现代的书比读一本古代的书容易，一则是语言的变化，二则是典故的熟悉。除此之外，思维的方式和表达的逻辑是一样的。正如哲人们所说：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我们写作的基本思路。这对以说理为主的书籍而言，就是一个基本常识。
而语言习惯和用典是时代性的。就是说，但凡碰到不确定的语言文法问题，就要回到当时以及之前的经典著作中，尤其是原书中有明确引用的文献里。同样，相应的筛选与甄别还是要回到《老子》的逻辑结构上。但凡碰到看似费解的用典，就要回到当时以及之前的历史文献中。这些用典在当时必然是主流的，耳熟能详的。
怎么去读《老子》？其实就是如何读一个作品，或者是如何读一本古书的反思，方法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般来说，读懂书有一个根本法，三种方式，三个阶段和三层境界。
根本法是以为什么去追问逻辑关系。为什么这个字、这句话、这段文、这本书和这个人要这样说。三种方式无非是以略读抓其大要，以精读究其细节，以通读品其意味。三个阶段都是脱离开读之不懂后的，抓住整体结构算是粗懂，细到枝节算是入微，节节串联算是贯通。看而不懂和粗懂都算在欣赏的层次。懵懵懂懂的也能感慨某句某段的美，这是看之不懂的；能够从整体上去欣赏细节，这是读懂了。在抓住整体逻辑的基础上，就能去鉴别其中的优劣由来，品鉴其味的道地与否，这叫鉴赏。能够把书的整体思想和局部内容放到历史长河中，梳理其来龙去脉，就能评古论今，这叫批评。
读万般书皆如是，读《老子》亦然。
七、如何认定老子是谁？
世人多说老子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依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且先不说司马先生的笔下是否有不实之言，但是单凭这句话确乎无法认定其馆长职务。
史，是史官序列中最基层的。每个中级史官属下都有8名史。比如小史麾下的史，负责一般的记录工作，相当于文书干事，跟国图馆长这样的级别相差甚远。
仔细了解周朝的教育和任职制度，其实也能得到些线索。要在周王室任职，还能进入较快速的晋职通道，说明老子是符合当时制度的相关要求，且具有特殊的出身背景。
一则老子精熟礼制，说明他接受了系统完整的礼乐教育。而系统的礼制只能在周王室的辟雍和诸侯王都的泮宫才有。进入这些公办大学，是高级贵族的专属权利。
二则据说老子在20岁左右获得了史这一职务，而后大约在36岁时被当时的首相甘简公罢免，5年后被甘平公召回复职，再14年后被罢免。能够被元首级的领导罢免和召回，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史官体系中高级干部的行列。
从晋级机制上看，20岁任史，35岁已经任中大夫级别的史官，也算在合理范畴。但是前提条件是，老子必须属于高等级的贵族世家，且能力出众。虽说也可能存在乡里举荐进入中央的可能，但是精熟礼制就足以否定其乡里出身了。至于这个中大夫级别的史官是内史、外史、小史，还是御史，就要看《老子》擅长哪一块的业务能力了。
要在周王室任官职，诸侯国的贵族子弟必须进入辟雍上大学，学制7～9年，7年考核合格算是小成，9年算大成。要取得大学资格，还得经历庠和序的小学教育。庠和序都是6年制的，入学庠一般是8岁，高级贵族和有特殊情况的准许提前入学。按常识，要进入小学，孩子必须要能正常交流和接受纪律约束，最小也得5岁。老子早慧勤学的话，跳跳级，小学10年，大学5年，也就刚好20岁左右。10～15年的任职，从基层进入到高级的中大夫行列，固然算正常，也得朝中有人，祖上积荫。
当然，关于老子的任职和罢免尚无确切的史料认定。如上所说，不过是借此回顾周朝的相关制度，以此辨析老子的可能出身罢了。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是楚国的边境县，其下的一个乡里，一里有二十五户人家。曲仁里应该是乡村了。老子妥妥的边远地区的农村人，算是乡野鄙夫出身了，差孔子好大一截，怎么可能接受到系统的礼制教育呢？更何况，一个楚国的乡里青年，想要入职中央史官，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老子20岁前后，楚国与周王室处于一种文化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楚国被视为“蛮夷”，另一方面，楚王称“王”挑战了周天子的权威，只是维持着表面臣属关系。老子要通过举荐，想想都难。
更有趣的是，太史公在《史记》中关于苦县归属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如他所言，苦县是陈国边境县，毗邻宋国。从公元前635年到前546年，陈国作为楚国的小弟与宋一直处于对立与战争状态，这个时候老子大约25岁。楚在前478年灭陈，才设县治，而老子此时大约93岁。就是说，在老子生命的前93年里，苦县都不是楚国的。倒是作为边境县，在陈宋战争中，一度归属宋国，被分封给老佐，这一说法虽暂无史证，倒是非常可能的。如此低级的错误怎么会存在于同一本史书中？或许是出于什么迫不得已的苦衷，太史公才会留下如此手尾，以示后人吧。
至于姓李氏，名耳，字聃，这一说法也是不符合周朝的宗法制度。比如孔子，他姓子、孔氏、名丘、字仲尼。子姓源自商朝王族，代表血缘归属。孔氏来自六世祖孔父嘉的字，是身份标识，丘是出生时的命名，与尼丘山有关，仲尼体现排行与地域特征。因此姓李氏并非一个合理的说法，且缺乏依据。只是因为司马先生的太史令身份和他秉笔直书的故事，带来了一种可信度。事实上姓氏合流始于秦汉时期，是在秦代推行郡县制，分封体系瓦解后。老姓与孔姓，均出自宋戴公。如果老子真是老佐的后人，所有的事情就都说得通了，或许关于他的户籍，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子姓、氏老、名聃、字“礼尔（李耳）”，宋商丘人，或出生于苦县。苦县作为老佐的分封地，也是合乎情理的。
司马先生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句话，给老子定下了详细的户籍出生地和职务。至于将史理解为国家级的馆长，想来是后人的误解。只是一个农村孩子，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周王室公办的国立贵族大学，然后就职于中央机构，未免有悖于当时的政策制度与国情。
老子姓什么？长得怎么样？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这些信息满足的不过是我们的好奇心与文艺想象罢了。要有腔调，这是文化的特性，也是“化”与“明”的分野。比如给精瘦多病的身躯赋予力大无穷的体质，这是一种怜悯中带着骄傲的认同与崇拜。生俱老相种慧根，长耳垂肩福寿像，这符合世人的审美意趣，再加上东坡先生的趣解，生活而丰满，还有什么要求呢？
历史上肯定一个伟大人物，不是因为他的形象，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因此在诸多人物细节被掩埋于时间长河中的时候，独特的思想就成为认定他存在的依据。
一旦通过逻辑原理读懂了他的著述，也就把握了他的思想。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有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其经历密不可分。而经历与时代的变迁又是紧密相连，它总是对应着当时的诸多问题与相关事件。梳理思想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就能依此甄别并串联看似零散的历史碎片，然后形成一个合理的解释。
认定老子姓什名谁，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思想形成，著书原因，成书影响，就应该建立在正确翻译《老子》的基础上。历史的人物经历还原是一种科学的印证，而还原经历后对创作过程及其思维的推导，又能顺推并论证其行文与逻辑。
缺乏对《老子》其书的认定，要给老聃找一个什么样的特型演员，多加两个什么别号，无非是虚构故事的多样与灵活，属于传奇与神话的文化范畴。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思想往往才是定义人物的决定因素。
八、老子其人其书其事
老聃与孔丘一样，同是商纣王亲哥的后裔，纣王大哥微子启被周文王封宋，成为了宋国的第一代国君，传位给二弟微仲衍，后至宋戴公分出老氏一支，还有孔氏一支。
其父老佐宋国大夫，后为六卿司马，替当时宋国的最大权臣华元掌管兵马大权。楚国帮华元的政敌鱼石强占彭城，老佐奉命夺取彭城，在围城时骄纵前出，受箭伤而死，宋军败退。
数月后，大约公元前571年，其母在宋都商丘南边约六十公里的苦县生下了老聃。战后，母子俩应该被护送回了商丘老宅。苦县，从地理位置来看，应该是老佐大夫的封邑。老佐奇葩致死，商丘环境必然不适合孕妇居住，搬去封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老聃从小在商丘而后去洛邑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教育，20岁进入了周王室的一个政府机构实习，从事文书记录整理的工作，也就是“史”这个最基层的职务。至于守藏室，最早只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大概率是太史公故意杜撰的。作为高级贵族的子嗣，“史”只是他们熟悉基层工作的一个环节。基于其血脉的原因，如果没有什么能力问题，从基层不断迁升只能是他的正常官路。最重要的是，此后十六年的职业生涯为老聃积累了深厚而又全面的政治知识。
血脉中的骄傲与正统的价值观，让能够参政议政的老聃卷入了周王朝首席当权者甘简公世袭权力更替的漩涡。支持嫡传的老聃让旁系的甘简公罢去了官职。郁愤的老聃在这个时期到了鲁国，主持了友人的葬礼。据说当时遇到了少年孔丘，所谓的“问礼于聃”，不过是适逢其会罢了，重要的是，两位伟人因为血脉同枝和气味相投建立了联系。
五年的蛰伏打磨了心性，而游历也让他能从现实的层面去思考以前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他35岁的时候，出身嫡系的甘平公夺回了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成为了周王室的实际管理者，随后召回了老聃。
作为一个有着政治抱负的官员，面对周景王嫡长子王子猛的懦弱，老聃看中了有勇有谋的庶长子王子朝，认为他才是能中兴周王室的接班人。想要废猛立朝，原本也是周景王的意愿。可是景王死后，依然是王城与晋国的权臣掌权，他们更愿意拥立一个傀儡。于是长达18年的朝猛之争开始了。反复拉锯的斗争与战争犹如一出戏剧不断地上演着，威逼与利诱、忠诚与背叛似乎是一个经典的主题。老聃在这场争斗中伴随着王子朝的出逃再次被罢免了。
在失败中痛定思痛，让55岁的老聃从各个阶层的特性及其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有了深刻的本质认识。他在其后的日子里开始了对理想社会及其长久治理之道的研究。不可避免的，春秋以来管子提出的圣人之道和子产主张的公布成文法运动被纳入了他的视野，如何结合这两者似乎是一条不错的路子。孙子及其《兵法》的出现不仅重新定义了内战的性质，也点亮了老聃们的思想。有了思想，就要把它记录下来，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天下的长久治理离不开大一统的前提，有了大一统的想法，自然就会去琢磨哪一国更加适合推行。这个想法就像野草一样，疯一般地滋长。审时度势，长期地观察评估，老聃看上了秦国和当时的秦悼公。
有趣的是，秦悼公也在四处寻找改革秦国弊政的路子。而齐国的田乞弑君让各国的诸侯们看到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前景，野望的滋生使得大家的危机意识都越发强烈起来。
双方的交集就这样产生了，思想的交流随之频繁起来。随着书信交流的深入，在根本问题上的合拍让彼此产生了必然的合作愿望。西去秦国，就能践行自己的思想，这把火让八旬老者焕发了新春。必须提笔，给秦公一个可供实操的治理指南，全面而系统；必须紧扣他的阶段和长远需求，环环相扣地逐步解决秦国取天下而长治的根本问题。《老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书了，这也就决定了此书的预设对象，整体的层级结构和行文的特性。它就是与一个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对话。
约莫86岁的高龄，身体已经衰老，脚步已经蹒跚，可是商王子孙的血依旧滚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让他站卧如山。优渥的生活不足以羁绊他手中的拐杖，一牛一车一样可以从洛阳颠簸到咸阳。四百多公里的直线距离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面对秦悼公，老聃讲述着自己的理想国与理想的君王学说，他的眼里在这一刻映射着朝阳的辉光。被“取天下”深深打动的秦王似乎看到大一统的美好前景，他留下了老聃及其思想。君王取天下的绝学，就像今天的核心机密，成了秘而不宣的利器。作为思想的创建者，老聃自然也就成为了秦王及其核心团队的首席顾问。自此之后，秦国开始了一系列以发展民生为首要任务的制度化建设。
有序的改革，让秦悼公国力和外交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由此坚定了他遵循《老子》思想推进改革的决心。民生的发展让他多了些底气，西边外交的胜利让他少了些后顾之忧，只是东进，还需要解决内部的世族问题。破世袭是个渐进与长期的工程，逐渐加码，让他儿子的谥号加入了一个“厉”字，秦厉共公。
经过数年的发展，秦国迈开了坚实的步伐，殚精竭力的老聃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秦国终究失去了这位可敬的老人，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思想家。悲痛的秦王下令全城哀悼，三声呼号以示存神，伴随着长长的送葬队伍出城而去。
老聃死了，可是他的学说还在，秦国不断健全的制度体系和改革的时间轴可以证明。直到秦昭襄王时期，《老子》的思想以成熟且定型的秦制显示了它的强大作用，以至于荀况在应范雎之邀，考察秦国后，做出了堪比圣人之治的评价。然而，绝对的君权和老聃的制度至上，本就是无法根治的矛盾。昭襄王的四处征伐很快耗尽了秦之国力，只好在其执政的晚期回归老子的治理思想。
嬴政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另类，他终是摁耐不住自己的雄心，不断地征伐索取，随着一个个的胜利不断地膨胀着自己的私心，过激过度不断触碰着《老子》的禁区。善利万物而不争，民生？已经成了民不聊生！“民之所以难治”，在于君王索取太多。向死求生的民众让大一统的秦朝仅仅存在了十五年。黄老之道在秦国的路断了。
西汉的建立，沿用了秦政，也沿用了黄老之道。因为家底空了，发展民生成为了三代帝王一代吕后的必然选择，老聃的圣人之道总算迎来了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
以富民、抚民、安民的玄德之道形成的宽松但又严密的制度天网，奠定了此后2000多年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中国大一统的治理基础。虽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似乎废弃了黄老以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但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被聪明的儒者摒弃，只是变成了一种兼收并蓄的融合状态。只不过，黄老之道后面跟一个“无为而治”，老聃的本义似乎已经被肢解。究竟如何，就必须对比研究汉初的治理思想与老子的圣人之道来辨析。或许是因为战争得来的学说失去了原意，又或许是另一个道家的版本已经开始盛行，在或许是因为汉初的文献整理工作出现了理解上的错误。对《老子》的误读，其真正的原因究竟是秦人的防护使然，还是汉人的继承问题，好像谁也说不清了。然而，历史终归是自然存在的，无论谁喜不喜欢，它就在那里。
九、关于老子的去世与《庄子》的调侃
老子去世的言论，最早见于庄子《养生主》：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大意是说友人秦失去吊唁他，仅仅大叫三声就出门离开了。庄周是战国人，距传说中老聃的著书时间约110年。庄是个风趣的寓言大家。但凡编撰故事，总要虚虚实实，在一定事实的基础上神侃，或者曲意高谈，因此就有了秦失这个查无此人的老聃之友。故事不能作为史实，但是其中可能就有史实的部分。或许，老聃的死原本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秦失原本就不是什么人名呢？甚至这句话原本就有出处，只是原书已经不在了呢？关于秦失，不太像个名字，所以后世的文人干脆称其为秦佚，应是取隐逸的意思吧。
秦失其鹿，秦失其政，或许秦失老聃才是寓言创作前的原意：秦国失去了一个有助国家治理的思想导师，举城吊唁他，依据传统呼号三声也好以示悲痛、爱戴与哀思。
一个不喜国事的人在酒桌上拿另一个正统的人编个段子，逗个乐子，这无关正邪，也无关考据。这样的创作思维古今都是一样的，从来就没有变过。生活嘛，总一个调调还是很无聊的。
从故事创作的标准模式和时间跨度来看，老聃死之语，大概率是符合事实的。老聃很大可能死在了秦国，也极有可能举行了非常正式且大规模的吊唁活动。这样的活动，从老聃当时的隐匿状态来说，民众自发的举行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官方的行为，国君的授意。为什么秦王要举城吊唁之，只能说老聃的思想为秦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关于三号，以前一直理解为鸣号三响。后觉不妥，只好查证一番。春秋时期，贵族葬礼需遵循周礼，需要严格的特定仪式。《礼记》记载，起殡时，商祝官员会带头发出三声类似“噫嘻”的呼号，以此来存神和警示天地，接着走完起灵流程，众人痛哭加顿足，而后扶柩出城。这三声呼号，参加葬礼的人多了，发出的声响自然就有如后世的礼炮一般，震彻人心。
在殡葬的整个过程中，没有让某个来宾随意大叫三声的自由，也就没有所谓的老子友人三号而出的机会。无视常识的戏谑，看似不羁却缺乏尊重的行为，只能存在于庄子充满想象的笔端。
十、秦制的变革节点、脉络与《老子》的关系
1、秦制改革的脉络与《老子》
秦终究还是亡了，大统一犹如昙花一现，只有短短的15年。始皇帝似乎背离了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水德。秦失其政，说明秦之政是很好的：中央集权，三公九卿的官制，郡县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统一文字和计量标准… … 这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此后中国2000多年的基本格局，也成为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治理基础，后世称“百代都行秦政法”。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看，秦朝推行的这套制度，绝不可能是即时编订的，而是很多代秦国人慢慢完善定型的。秦王统一中国，沿用已经相对成熟的秦法为标准推而广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秦法的定型需要很多代人的承袭与改革，非是一人之功。为什么要以吏为师？那是因为法制只有从基层干部中通过实践得来才能真正落实落细。对比《老子》的本义，这些都是其中的主要治理思想。
其实，要研究老聃的思想对秦国的影响，可以从秦悼公开始，辨析秦国治理思想的变化，梳理其后秦制变化的脉络，应该能够看到《老子》思想的践行过程。对比秦朝的政治制度与《老子》的思想，能够更加清楚老聃治理思想的本义。
2、秦制改革的起点：悼公时期的举措与《老子》
悼公二年，远在东海之滨的齐国发生了田乞弑君事件，彻底摧毁了周王室正统治理的思想根基。春秋时期的争霸思想自此完全变了，逐鹿中原成为了暗中涌动的燎原之火，从东海烧到了西秦。卓有远见的秦公放远天下，决定推行政治改革。为了筑巢引凤，显示秦国的雄强，开始大修王都雍城。
有了改革的想法，就要寻找适配的思想作为治理的良方。广撒网、求贤才、找道路，成了秦公的工作重点。新时代的管仲在哪里？在这个大量搜集对路思想和人才的过程中，老聃被纳入了他的视线。
老聃，在《吕氏春秋》中，被认为是当时的近现代十大治理思想家，排行首位，位列孔子之前，以主张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治理而著称。结合孔子数次问道于老子，可以推知老聃及其思想在圈子里必然具有极高的声望。或许，就像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也有能人向秦公推荐了老聃。
三顾茅庐的戏码没有出现。但是通过特使、书信等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却是必然和必须的。接触、认识和认可，然后是正式邀请的发出。面对自己毕生学说可以践行的机会，老聃的内心犹如平静海面下的洋流，涌动中充斥着激越。虽八十过五，垂垂老矣的身躯，却也等来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机会。西行之前，必须写出能帮助秦公实现理想的，可实操的治理指南。夺取天下只是最起码的，立足长治久安的远景去系统阐述才是根本。必须让秦公认识到：大一统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只是万里长途中的小小山包，而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远大追求。
悼公六年，老聃在一队秦人的护送下，携精心撰写的策划书，西出崤函道，在雍城面见了秦公，由此开始了秦制尝试性的改革之路。这个时候，东边的吴军击败了齐军，毫无远见的夫差还在继续着春秋争霸的老旧桥段。谁为明主，在老聃的心中，自然有甄选的标准，也必然会体现在《老子》文中。而老聃选择秦国，有一个根本理由：唯独在秦，没有出现权卿专政和公室衰落的情况，而是有着一个足够强力的君王。昔之得一者一章，对以一个思想为中心，总结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三年后，在以发展民生为本的基础上，随着国力的增长，适度地加强着军备。民生与军事的良性提升，让秦国有了更多的外交资本。东进是战略的必然选择，以外交安抚、分化和威压其余三面的边防，在保证生产的同时解决东进的后顾之忧，是《老子》内政与外交思想得以践行的主要体现。悼公九年，取得了外交胜利。相关史料语焉不详，关联的历史事件却是吴晋的黄池争盟。可笑的争霸闹剧，随着越国的反击，看似强大的吴国迅速败落了。不以兵强天下的思想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悼公十二年，持续的内政成效和外交胜利，伴随着齐国再次发生的田常弑君，最终坚定了秦公的政治改革。就是说全面且坚定的推行《老子》的路线，从这个时候正式成为了秦国的基本国策。
悼公执政一十五年，历史记载的信息少得出乎意料。记载少，要么是没什么可写的，要么是被抹去了，究竟如何？结合《老子》主张的以发展民生为本而君王不与之相争；以制度为上而君王不与制度相争的核心思想；圣人是上等的君王而民众只知道有这么个人的思想。最为坚定的首代信仰者，悼公应该是坚定不移地践行着《老子》的圣人之道，践行着以无事取天下的基本国策，体行着《老子》的成圣标准。当权者要抹去《老子》的历史真相，悼公的记录，或许就不能幸免。
3、秦制改革的节点二：厉共公时期的改革与《老子》
秦悼公的儿子到底做了什么？才能让秦国当时的太史给他拟了个“厉共”的谥号？
共，是好的评价，尊贤贵义曰共，称赞君王礼敬贤臣、恪守道义，行事讲规则。
厉，是恶评，本质上是损害了卿大夫集团的利益。
一美一恶，充满矛盾的谥号，说到底与其执政内容有关，与秦制的改革有关。
秦悼公在位的十五年，秦制的改革是从尝试到逐渐铺开的过程。要大力发展民生，适度加强军备，就要释放生产力。人口、土地、资源，在当时越来越集中到世袭贵族手中，权利也同样如此。作为以东进夺取天下，锐意进取的国君，必然先就手上资源去理顺内政和外交。在手上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后，破世袭就必然成为制度改革的重点。在《老子》中，以官员的职业化和依制尊官思想取代血脉世袭，是最为有效的收权手段；以君王带头，推行少私寡欲的奢靡享乐去节流，释放人口资源发展民生，是最有效的发展策略。
厉共公在位三十四年，前十四年国力不断增强，强兵威压和经济发展，稳定外交政策，促成了蜀、楚、义渠、绵诸的进贡，甚至晋与秦的妥协。
以正治国，秦国的安静发展，带来的是整体力量的稳定增强。
以奇用兵，就要以取天下为战略目标，就要主动出击，就食于敌国，让用兵变得可持续。
从第十六年头，秦厉共公开始了廓清外围的系列战争。当年，秦出兵2万，一举攻灭关中东部的大荔戎，清除了秦晋之间的隔离带，不仅为东进打下了基础，也为西征扫清了隐患。此战的速决完美地再现了《老子》第六十九章的用兵思想中。
“善者，果而已”。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必须考虑一个适度和承受问题，必须考虑不伤民的底线、全胜的策略和取天下的战略问题。取天下，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经过四年的修养和消化，在其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秦公亲率主力西征绵诸，这个秦西边的头号强敌。同样是遵循《老子》主张的速决策略，秦以闪电战彻底摧毁了绵诸政权，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消化绵诸，整合陇西之后，秦秉持着不伤民和发展民生的一贯政策，在秦厉共公三十三年，北上征伐原本的第二大强敌——义渠。一战俘虏义渠王，重创其主力，将残余的势力向北驱赶出陇东核心河谷地带。自此，秦国的西部和北部边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东进，也没了后顾之忧。
其实，在征伐绵诸之前，提前渗透并分化拉拢，以《老子》的和平演变策略尽可能争取民心，加上里应外合的出奇用兵，大幅降低了战争的伤亡。老聃的全胜与悦纳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消化一地再推进一地，灭绵诸后，秦用了七年在绵诸故地设置官吏，推广农耕，建立县治，把占领区彻底转化为稳固的后方基地。短短七年，就解决了历史强敌的归化难题，靠什么？ 依靠《老子》以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制度，以抚民、富民和安民为基本路线，这是以正治国，强大国力的体现，也是得志于天下的必然选择。
可以说，内政与外交，在秦公在位的三十四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为他收获了“共”的谥号。
“厉”从何来？以战争为手段，兼行破世袭之举，必然会伤害到公室和卿大夫集团的利益。一方面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大增，另一方面是贵族集团的利益受损，秦公死后的谥号兼具美恶，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强力的改革需要强力的君王，带领新贵阶层，去对抗旧有的世袭贵族，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然而，秦厉共公的儿子们显然不具备力量和头脑，于是新旧力量的斗争导致了他死后六十年的四代乱政时期。这六十年是新旧观念对撞与嬗变的时期，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的是，政策的基层运转还是相对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权卿势大而公室衰落的情况。反而，上层的思想争斗和天下大势的变化，也让秦人的执政集团在由下而上的基层治理效果中，逐渐统一了制度改革的方向。而后，迎来了持续改革中的又一位强力君王——秦简公。
4、秦制改革的节点三：秦简公的改革与《老子》
老聃很清醒，虽然他为秦规划的道路易知易行，但是却不能为天下所知所行，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们正当权，必然会否定他的思想学说。怎么办？先获取基层认同，然后再慢慢悦纳所有可能接受这条可道的力量，只要他们认可大一统战略目标和圣人之治的远大理想。
虚治思想，就要留足思想碰撞的时间，遵循人的认知规律，遵循继承与变革的基本规律；实治温饱，就是要从基层抓，切切实实解决民众的温饱，明确民生才是兵强的基础。一虚一实，两手都要抓，才能解其纷，在最小的阻力中去推行新改的制度。而改革弊制，无非是执古御今，去辨别制度本质与始末的过程。
四代六十年的思想激荡，从那占天下一成的贵族中分化出了开明的，从其他九成民众中催生了不愁温饱却希望上进的新兴阶层，更是从基层官吏渐渐而上，培养了一批思想新锐的改革派。
于是，在其执政的十五年，秦简公近乎同时推进了两项主要的制度改革：一是以允许民众佩剑，以此作为打破贵族特权的又一个口子。二是推行“初租禾”，从根子上巧妙突破了分封世袭带来的土地痼疾。
如何才能夺取天下，木强则兵，是《老子》的论断，民生的草木富强了才能谈得上兵的强弱问题。有了佳兵，才谈得上以奇用兵。为此，就必须整合资源，实行国家统筹的治理思想。
只是自周以来，分封制已经让土地、人口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那一成人的手中。破世袭，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君王带头，破除世袭垄断，让位给制度，让权给职业化的百官团队，满足九成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悦纳所有认可圣人之道的同道同德中人。从这一点上看，秦简公的两大举措其实都有同一个目的。
打破贵族的佩剑特权，具有治心和治骨两个层面的作用。虚治民心，强治民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对旧制度的改革策略，《老子》也有明确的讲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明治的微操，就在于对可道及其制度的相对辩证使用原则：反者道之动。
在其执政的第六个年头，开始推行新规，允许官吏佩剑。正是对《老子》尊官思想的践行，即使是拥有拱璧的高级贵族，也得以官吏为先。非常发人深思的是，仅在次年，佩剑权就推广到了普通百姓身上。要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经历六百多年形成的制度，一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佩剑制度的改革，只是近八十年来思想变革的一个结果。从政策实验、实践检验到进一步推广的过程看，同样符合《老子》中的习常论——通过反复试点实践检验，在实与习中获得常态化制度，然后再行推广。
改井田制为初租禾，同样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习常改制过程。在全国推广佩剑权的同一年，秦正式颁布了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的法令，不再区分公田、私田，官府统一丈量造册，按土地占有的实际亩数，以粮食实物征收农税。两项重大制度改革并进，更是说明了秦人思想的转型从基层而上，对此是有足够认可度和执行力的。
当然，根本制度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初租禾的完全推广和井田制的废除，用了近五十年。直到商鞅变法，秦国推行的都是双制并行，实行虚抓和实治结合的策略。
为什么要改革旧制？
春秋时期，私田急剧增多，公田相对缩减，劳动力向私田倾斜，世袭贵族成为了国家收入的最大争夺者，各诸侯的公室府库渐空，实际权力也被削弱。弱干强枝，连自身的发展都成问题，怎么去夺取天下？
只有民自富，实现安平太的稳定局面，才能吸纳天下人才，让天下大多数的民众归心。如此以正治国，才有强兵可用，才能有足够的外交腾挪空间。
初租禾从国家层面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不仅贵族手中的私田合法化了，地主和自耕农也能合法拥有土地，由此催生了新兴的富裕阶层，为官吏、军队等层面的职业化提供了破世袭的人口储备。当然，这也是坚定不移地走抚民、富民和安民，三大路线的根本要求。这一法令，从贵族手中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改由国家统筹，必然会急剧增强秦的国力。
将欲夺之，必先予之，是《老子》主张的改制微操手段。想要从贵族集团手中收回利益，整合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秦公先给予民众土地拥有权，而改为核定土地，造册收税。不仅从贵族手中收取了租税，同时让平民有了自给自足的可能。谁能够拿有所富余的去奉养天下人，唯有道者。
从秦悼公的民生与外交，到秦厉共公的民生、外交、以奇用兵和破世袭，到四代秦公破世袭的思想动荡，再到秦悼公的佩剑破特权与土地改革，秦制是在向前发展中不断使用和完善的（冲而用之或不盈），也是在长期曲折成长中不断深化的（枉则直和久矣其细也夫）。从国家治理的主次和先后去讨论，同样有助于对《老子》整体逻辑结构和行文顺序的还原认知。
实行这样的为大制度，天下还有什么地方是不可往的？
十一、汉朝的制度因袭、转向与文化风潮——《老子》误读的深层原因
刘邦亭长出身，相当于现在最基层的派出所所长，妥妥的基层干部，是“以吏为师”的代表，他对秦政的了解是有切身体会的。而萧何做过秦朝沛县的掾吏，是县政府人事考核的主管，精熟秦政秦法。在这一文一武的引导下，汉朝沿用秦朝的整套政治制度也就成了当然的选择，同时也说明秦政本身的合理性。
所谓汉朝行黄老之法治国，是众所周知的。只是对黄老之法与无为而治的理解，似乎受后世的《老子》误读的影响，出现了偏差。所谓黄老，指的是黄帝与老子，没有庄子什么事，也就谈不上什么老庄。黄帝代表三皇五帝时期的上古治理思想，先秦称之为大道。孔丘在其大同社会的论述中有详尽的阐释，他对大道的描述与老聃的“大道废”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两人的理想社会也是相同的。老聃在《老子》中说，上古的大道是可以接续的，他理想中可持续发展的圣人之道与大道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黄老之法的融合，其根子应该就在这里了。
至于无为而治，主张“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老聃思想，讲述的是为无为的治理之道，强调的是以制度团队来治理社会，而非个人的作为，尤其是拥有天然权力的君王。圣明的君王不能干扰民生的发展，这是无为的本义，而要以发展民生为根本任务，这是为的内容。所谓的君王理想，就是要做一个幸福的甩手掌柜，而自己的王朝依然能够良性发展。
怎么样才能做到让社会长治久安呢？就要通过富民、抚民和安民的水德政治，以科学的制度和可考核的职业官员体制来施行，最终实现民众自然富强、自然教化、自然治理、自然和谐的理想状态。君王的无为体现在无事，不要去插手具体的事务，胡乱干预，争名争利，要带头树立理想，遵守法制，少私寡欲。君王的为体现在健全制度，做百官之长。官员的职业化必然会影响到君王的职业化。只是因为历史的局限，老聃无法摆脱家天下的思维定式，只能寄希望于君王的自觉。嬴政似乎没有自觉，或者说没有做到功成弗居，所以偏离了。有人说始皇帝膨胀了，或许是高估了他。秦政长期的休生养息，发展民生，已经积蓄到了可以碾压各国的程度，或许换谁都是一样，或许嬴政的问题就在于其强大的侵略欲望与千古一帝的私心。对接班人教育的忽视，对制度自然发展的干预，才是失其政的原因所在。赵高所以能够乱政，李斯所以能够扶持胡亥，必然是嬴政长期破坏制度治国，破坏官员运行体制的结果。
汉朝因袭秦朝的黄老之法，是因为民生的匮乏与外患的。经过六十多年以民为本的休养生息，大汉积累了相对雄厚的资本。15岁即位的刘彻在窦太后的听政下憋屈了七年，公元前135年开始亲政收权。为了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如同嬴政一般，希望强化军权，于是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唯一思想。从此，老聃历史唯物的民本思想让位给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之道。这是政治思想的一次巨大转向，也对文化思潮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从春秋到汉初，经过太多的战乱，古籍书本被毁遗失非常严重。独尊儒术带来的是新经学的治理，原本汉初的华丽辞赋就已经将夸张的想象推到了一个唯心的，但求感性愉悦的高度。新经学的让唯心主义泛滥到借着重释古籍，将自己的想法附着在前人之作上。西汉中期的文化充斥着神话的色彩，龙凤文化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典型。从秦始皇求长生以来的修仙问道到天人感应，再到儒学结合阴阳学形成的谶讳之学，让当时的人伪托古人之作，行编撰己书之实。群体的学术造假让神话的思想盛行，也为此后的王莽之乱提供了思想基础，对后世的魏晋清谈也提供了发展惯性。
王弼以玄学去曲解注释《周易》、《老子》和《论语》，就是这样的遗风。客观的说，对《老子》的曲解还不能归结到王弼的身上，他只是集成并出版了新经学以来的诸多言论与观点。或许，始作俑者还是独尊的儒术。儒术作为唯一正统的治理思想，应当是独一无二的，将黄老与庄子的结合，让它走向修身养性的路数是差异化的最好办法。有意或是无意，误读的原因与过程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相如何还重要吗？
十二、辨析《史记》中《老子》密码的思路
今天答知乎圆桌提问：普通非专业读者，要怎么分辨史料真伪？
分辨史料真伪，倒是大家都应该具有的能力。在有了一定的历史知识积累的情况下，要辨别历史真伪，无非是个逻辑判断的方法问题。
比如老子其人其书，就是一个历经两千五百多年，至今未解之谜。从其历史到思想，说法纷纭，争执不休。
如何辨别其中的历史真伪？
既然要辨真伪，就要先存疑，质疑质疑书本的合理与可能。不是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么。
然后要学点原型、文脉的基本理论，然后用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的读书和写作方法去判断。一个说法对不对，关键看它是不是能够一字一句地，找出所有文字的基本逻辑关系，理出其原本的层级结构。
当所有人都认为五千言是散记式的，您就该想着：要么是该书原本就是语录体的，要么就是大家都没有找出其中的逻辑结构。如果是前者，必然会有逐字逐句逐章的翻译。如果都是注释点字，然后前言不搭后语地解读，那么一定是有问题的。
从整本书的基本逻辑去判断有点困难，那么选择一两本权威的注解去读其中的一两章，也能做出基本的判断。前提是，您不盲目迷信权威。当然，如果迷信了，又怎么可能有辨别历史真伪的诉求呢？
比如第一章，四句话，居中有一“故”字，那么谁翻译清楚了前因和后果，谁就有可能是对的。如果像陈鼓应先生等人一样，无视其存在，那么就是有问题的。
上面是史料必须有自身逻辑的判别方法，还有一个是其形成发展的脉络法。
比如《老子》到底讲什么？既然说黄老之道，那就从黄帝之道找起，看看它与老子之道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毕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然后再去找找黄老之道的发展脉络。既然这条道拐了两次弯，第一次在汉武帝时期：先秦指内圣外王的治国道路，汉武后变成了修生养性之道。那么写于春秋的《老子》之道，怎么可能是修生养性的道家思想呢？
找到这一时间节点，就能去找找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对黄老之道的言论。父子两代太史令，父亲说它是最适合治国的，儿子说它是最适合隐士的，最该被罢黩。太史令，应该是家传世袭，怎么可能出现如此相背的论断？
于是看《史记》中的老子户籍：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然而，《史记》中又记载了：当时的苦县不属于楚国，法理上属于陈国，事实上极可能被宋国占领，并分封给了老佐之流的新晋。
李耳之名，是司马迁最早提出来的，但是春秋时期姓是姓，氏是氏，还没有姓氏合一。史料记载，必须忠实于历史，即便姓氏合一，也该是从立法后开始。如果因合一而以氏作为姓氏，那么李不在当时的贵族名单上，李耳也就是个非贵族的存在。既然如此，他又如何能够精熟礼制呢？毕竟，差不多同时期的孔子，就吃了认祖归宗太晚的亏，只好去求教老子。
收藏室也是从《史记》才有的，要么考古还未发现，要么就是太史公杜撰的。
史，也不是什么馆长。回到周礼制度，“史”不过是政府基层的文书干事，连官都算不上。20岁入职史，倒是符合当时大学生实习的规定。只是，这样的大学生也只能是贵族，倒也印证了老子精熟礼制的历史。如此，又证明了老子并非什么曲仁里的村民出身。
这样看来，老子的户籍大概率就是司马迁编造的。而他，也通过《史记》中的逻辑破绽“告诉”了后人。
结合司马先生的宫刑，结合常识，结合汉武帝的性格琢磨琢磨，极力追求君权至上的皇帝，怎么可能为一个太史令执着的职业操守而感动得改变初衷？于是去找司马先生的相关记录，在当时他与友人的通信中，就有不得不屈服于强权的感慨。
辨别史料的真伪，需有质疑之意识，求索之行动，逻辑之串联和文脉之梳理。
这是读书人该用的独立思考之精神。
十三、《史记》中隐藏的老子密码？
老子叫李耳，最早出自《史记》。
老子是楚国边远地方的村里人，最早出自《史记》。
老子是国图馆长，最早出自《史记》。
《老子》是消隐士之道，最早出自《史记》……
写史，受刑，写史，是司马迁的标签，也是人们信任它的原因之一。
可是《史记》又说，老子出生到西行，苦县并不属于楚，要么是陈国的，要么是宋国的。
而且，有违史实的记录似乎不止一处。
太史公对老子的户籍记载，历来就有学者质疑其真实性：“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者，楚人也。这一点应该是作伪的，因为《史记》中记录的史实，苦县在老子出生前的27年间，在其成人后的20年里，都不属于楚国，要么归属陈，要么归属宋。
苦县，地处陈国边境，毗邻宋国。陈与楚之间还隔了个蔡国。据《史记》记载，陈国曾三次被楚灭过。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98年，从灭到复不满1年。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534年，从灭到复有5年时间，那时老子大约37岁。
第三次是在公元前478年，那时已是老子西行后第七个年头。
也就是在陈国第一次被楚灭之后，随着楚军大胜晋军，就此彻底全面地倒向楚的阵营。陈宋两国也就进入了长期争斗的态势。苦县，因其肥沃农田、稳定人口和交通要冲的黄金条件，又接近商丘，所以必然成为宋国贵族觊觎的肥肉。
在公元前571年前后，陈宋属于交恶时期，相互间的战争不断，而宋国占有一定的优势。换句话说，苦县极有可能会有相当长一段时期被宋国占领。作为被占城池，分封给新晋的权贵，比如升为大司马，实则被华元操控的老佐，也是合乎常理的。
不管怎样，老子都不会是楚人，而只能是宋国人。因为老氏，传自子姓，也是商朝王室的血脉，由商纣王的兄长被分封宋国后，从宋戴公传下来的。陈国立于妫姓，是舜帝的后裔，与老姓无关。
诸如苦县归属的错误不该出现在同一本史书中，不该是一个合格的太史令会犯的低级错误，然而，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而且是接二连三的。
其中最受人诟病的，是老子的姓氏。最常见的说法，老子不姓李，根据春秋时期的惯例，老后冠子，说明他应该姓老。对李耳一说，胡适先生甚至开起了玩笑：老子小名或是狸儿，史官们听差了。
其实姓老氏，本身就是一种奇怪的记录法。
记史不是搞文学创作，必定要遵重史实。姓氏合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推进过程，是户籍制和世家规制不断拉锯的过程。世家贵族的强大影响自秦汉持续到唐，姓氏分离的先秦传统必然会顽固地存在且持续。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秦国兴于破本国之世袭，秦朝灭于破六国之世袭。
姓、氏、名、字，在封建制度确立以前，是社会等级的森严体现之一。姓，表示血脉。从君王到贵族，从上而下，有其发展的谱系名单。平民奴隶是没有姓的。氏，表示分支。每个氏都是有据可查的。比如孔，就是从宋戴公繁衍出来的分支。李，无论是作为姓还是氏，都不在那份名单内，只能据说。据说先秦的理官，取其谐音为“李”。
说这么多，有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如果老子姓李，他就不是什么世家贵族出身，草根的可能性最大，户籍曲仁里就是合理的；如果他是高级贵族，就不会是姓李氏。
关于姓氏的分与合，在《史记》中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秦始皇，赢姓赵氏。而孔子，则是姓孔氏。依照史实，对孔子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如果你穿越回春秋时期直接喊他“孔丘”，他可能会认为你非常无礼；如果你称呼他为“子丘”，他甚至可能听不懂你在叫谁，因为当时的人并没有“姓+名”的称呼习惯。孔后冠子，孔是对其姓氏的尊重，子是对其思想学识的认同。从这个角度看，在秦汉依旧尊祖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老”绝无可能是一个笔名式的号，只能是他的氏。非要说这是其道号也未尝不可，是不是正确，最终就要回到《老子》的思想去判别真伪了。当然，细究《史记》的户籍描述，如果一句话里就有很多作伪，那么姓李氏也就有极大的伪作嫌疑。
如果老子是老氏，那么他与孔仲尼一样，都是子姓，都是商朝王室的后裔。从宋戴公算起，应该是伯侄辈的亲属关系。自然也就不会是什么陈人、楚人。尤其不会是个村里人，只能是个高级贵族，因为他精熟礼制，同时又是个史官。
高级贵族的子弟，15岁左右就能进入大学，系统学习礼乐制度和治国之道。要系统，就要有成套的礼器作为必须的教具。而成套礼器只能存在于洛邑和诸侯王都，也只有高级贵族才有资格学习。
20岁加冠礼后，就能进入官方机构实习。正常情况，学子们会以下士的身份实习观政。如果进入史官序列，就会从基层的助理史官做起。史，应该是基层处理文书的文秘人员，除了实习的学子，正式的员工都是世代家传的。
就是说，要精熟礼制，还要能在20岁为史，老子只能是大学出来的实习生，只能是高级贵族的出身，也就不可能是什么曲仁里的村里人。
再说收藏室，这个机构在《史记》之前是无法查找的。即便是《周礼》中，也没有类似的机构。要知道，《周礼》本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讲述国家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工的。当然“史”被翻译为国图馆长，大概率是后世的谬传。
只是讲老子是“守藏室之史”，这一写法确实是耐人寻味。为什么？因为记录一个历史人物的职务，都是记录其最高或最具代表性的。最为一个史学家，想来对“史”这个不算官职的基层干事职务，应该是门清的。用一个实习职务来作为老子的标签，只可能是故意露出的破绽。
十四、老子与孔子的三次会面
老子和孔子是伯侄关系。老子，子姓，老氏，名聃，字不详（或里尔？）；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两人都是商王血脉，宋戴公的后裔。只是一个从小接受系统的贵族教育，另一个接受平民教育。直到17岁孔子才认祖归了宗，只是缺乏礼制知识，让他苦恼于无法融入贵族圈子。周礼，似乎成了他终其一生的执念。
关于老子见孔子，有很多说法，记载于文献的有三次。
第一次记载于《礼记》，说是老子在鲁国帮办丧事，孔求教周礼的学问。
第二次见于《史记》，孔子专程赴洛邑问礼于老子。
第三次写于《庄子》，是对“道”这个东西的追问。
读史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历史是人写的，也是后人评价的。文学的技巧，在于讲故事是不是生动。当老师久了，看论文多了，权威与专家在眼里也就渐渐淡去了光环，回归普通人的通病，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比如秋雨先生，比如中天先生，一个擅散文，一个擅评说，却也想讲讲《老子》。于是乎，余先生拼了版译文，然后改为散文诗的形式，出版了；于是乎，易先生建了个号，准备系统发发自己独特的见解，虽然只是扮演一个裁判，评价一下谁说的对，谁说的错，目标仍然是为了出版。挡不住，谁让现在的出版被眼球与流量经济俘获了呢！
三次记载的会面，或真有之，然而记载与史实发生的时间相去甚远。最早的《庄子》也晚了近两百年，更别说其他两本文献。庄子从何而知两位先人的详细对话？
一旦对记载中交流的内容存了疑，就得想办法去分析分析不是？既然孔子说老子是个飞翔于九天的神龙，既然《吕氏春秋》将两人当作“近代”治世的思想大家，并且将他们排在第一二位，说孔子师老子，是不是两者见面并非聊什么礼制呢？毕竟，《老子》是明确反对以尊礼为主的思想。
或许，从孔子见老子前后的人生变化，结合当时各自的背景去判断，由此得出的结论会更为合理。
第一次，是老子被罢免官职，赋闲期间。再赋闲也做过官，是个很可能还会起复的贵族。或许是因为问礼引发交流。设身处地，如果您是老聃，36岁正当壮年，面对自己的子侄辈，会说些什么。是否会谈及孔子此时最为关心的问题。
当时的孔丘，刚认祖归了宗。15岁立志求学，是为了出人头地，17岁认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的先朝王族的血脉，想的只会越发的多些。遭遇贵族们的冷眼，仕途的前景并不看好，期望与现实的落差，怎么办？这应该是孔子当时最为迷惘的问题，有幸碰到老聃这么个有点分量的官，还是伯伯辈的，难道不会求教一番吗？或许，会有些什么提携机会也未可知。
您作为老聃，会说点什么？不管说了什么，孔子此后的思想应该开始发生了变化。大约在20岁的样子，去做了“委吏”，负责管理仓库。这一幕熟不熟悉？
20岁的老子去入职文书干事，从基层做起。这与《老子》“荒兮其未央哉”的教诲是一致的。想要做领导，就要从基层做起。20岁入职基层实习，也是周礼中大学生为官的规定。安抚浮躁的心情，转化为上进的动力，思想观念的转变本就需要时间消化与准备。
第二次，有说是孔子26岁，也有说是34岁，从曲阜亲赴洛邑问礼于孔子。从逻辑上看，26岁是合理的。34岁的孔子正当办学小成，声望渐起之时。那一年，鲁国贵族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正式拜入门下。孔教授哪有时间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去请教老子。毕竟，从曲阜到洛邑，光路上来回就要近两个月的时间。
要专程跑一趟，必然是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找一个令自己信服的贤达指导指导。26岁，担任了多年基层小吏的孔子，为母守丧期满。胸怀大志，不满足于现状的他，面临转向跳槽再就业的人生重大问题。远行，去往天下中枢，礼制的最高殿堂，或是有朝圣的考虑；沿途看看各国实情，实地考察，没有比较怎知何优何劣，这是转职的需求；求教偶像，可以解惑，甚至可能有点额外的收获，这是社交的期望……
谁知道呢？只是此后，孔子决定离职办学，通过教学相长，从形成并传播自己的一套治理思想开始，去获取身望，再行入世治理。要在30岁前后，辞职下海，就得要做足周详的准备工作。要教学，基本的讲义总得准备，前期的宣传总得铺垫吧？罗马也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
此时，45岁的老子正在自己政途的高光时期。若您是老子，面对远方前来求教的孔丘，感动之余，会不会根据孔子的实际情况，谈点具有实操性的指导意见呢？以办学破圈，深合《老子》实现目标的辩证思想。
第三次，有说是在宋国沛地（徐州沛县），也有说是在鲁国曲阜。从逻辑上看，当是曲阜更合情理。当时孔子正在鲁国当大司寇，执相事，得陪鲁公参加齐鲁的夹谷之会，还得全面推行礼乐治国，以周礼为皮，行改革之实。他哪有闲功夫花一周的时间往返沛地？
倒是老聃有时间前往曲阜。71岁的老聃已经赋闲做了16年的学问，有目的的考察，或是为了看看能否借孔子之手去践行一下自己日趋成熟的治国理论，万一被鲁公看上了呢？
宾主掉了个儿不说，老聃终究还是回了洛邑。据说此后，孔子在鲁国的年终祭祀上，发表了他对大同社会的治理认识论。略带失望地感慨为大治理的道路，是应当以天下为公，人治结合兴民德治而君王不争，才能实现安平太的圣人之治。这与《老子》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两个都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家，却被后世学者的研究分出了截然不同的派别。
历史，是由史料和评说构成的，故而就会因为种种因素而显得扑朔迷离。如何写，如何读，终究还是需要学点理论方法，掌握点逻辑知识。
十五、《吕氏春秋》与老子的思考过程记录
用笔思考是件很好的习惯，习惯用AI帮助思考也是一件很有效的办法。
说实话，用AI查资料不靠谱，回答问题不靠谱，帮助写作也不靠谱。借助它的数据和逻辑归纳特性，把它当作一个对话的配合角色，倒是让思考能够变得高效且有趣起来。
关于《吕氏春秋》与老子的题目，运指输入“既然说《老子》是秦制的最高指导思想，为什么作为相国的吕不韦没有在《吕氏春秋》中明确指出来呢？”，思绪就让纷沓而来的想法搅和成了一锅粥。没办法，只好问问AI。只是，从头到尾不能出现《老子》或老子，信息多了，AI就会整编出些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
为什么说编？因为AI的数据，收录的是已有的知识，它的回答虽然不能穷尽大数据，但是基本的信息还是能体现固有观念的。只是信息点多了，它就会按照一定的逻辑去自行构串出话术般的回答，而且言之凿凿。读书要质疑，思考要探究，说到底就是要去辨析已有中的真伪。用AI，就要去用最简单的信息，然后去理顺自己的思绪。
对于提出的问题，心里大致有个模糊的猜想，只是需要找到一个具体可行的科学分析思路，这就要通过提问式的思索去寻找。当有的问显示此路不通时，就得快速改变突破点。为了展现思考的过程，就不嫌啰嗦，完全展示出所有的问题，以供诸君品鉴。诸君亦可在gemini，或者其他的AI中重新复盘一番。
问1：秦孝文王上位时，秦异人拜华阳夫人为母已经有多长时间？
问2：为什么华阳夫人会收其为子？
问3：如果秦异人没有出现，当时哪几位更有希望上位？
问4：秦异人上位后，华阳夫人的经历如何？
问5：秦异人上位时，她多大？
问6：秦异人上位后，一直到嬴政亲政，似乎都是吕不韦把持朝政，而华阳夫人并不能干涉朝纲。对吗？
问7：秦异人的上位似乎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权力交接动荡，有这方面的史料记载吗？
问8：公子傒的遭遇如何？谋士士仓后来的遭遇如何？
问9：既然说秦孝文王之死是离奇的，那么相关史载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问10：请对比秦异人上位后发布的政令与其先王的？
问11：孝文王和庄襄王的政令是基本一致的，除了大封两母。对吗？
问12：表面上看，或史料记载没有动荡不代表真的没有动荡。相反，缺乏史料或许正是问题所在。对吗？
问13：孝文王和庄襄王的首波政令一致，意味着前者并不知道自己将逝。三天，意味着两代君王的权力无法正常交接。迅雷不言掩耳，意味着后者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对吗？
问14：缺乏交接，就会导致施政的思路和风格出现较大的差异。因此客观比较秦昭襄王以及之前的执政风格，和异人与嬴政的执政风格差异，应该是很有必要的。对吗？
问15：这种风格的转变体现在上层，而基层，仍然会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惯性去运行。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上层与基层治理上的严重分歧，产生思想指导上的混乱。是否秦国在异人之后有这样的政治现象？
问16：萧何入职于秦始皇什么时间？
问17：萧何是什么时候当秦的地方官吏的？这个时期有多长？
问18：秦异人以及之后，有哪些有名的基层干部？
问19：就是说，基层与上层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根本矛盾在哪里？
问20：你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秦制培养了萧何、曹参这样的治理人才，他们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秦律。因为深植基层，上层的政治决策一旦与秦制发生根本矛盾，就是在摧毁秦制为他们构建的信仰。反抗也就成为了必然。秦失其政，并不是秦失其律。不是吗？
问21：结合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对秦律的记载，应该可以从喜之类的基层官员身上，看到他们对秦制及其思想的信仰与坚持。是吗？
问22：如果秦制真如你之前所言，也就不会让秦国成为最先废除奴隶制的诸侯国。不是吗？
问23：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历史的制度只能放到历史中，才能客观且真实地评价其历史的先进性。是吗？
问24：成也秦制，败也秦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秦制的诸多内容，即便是在今天，也在被改头换面地使用着。如果分不清制度与政策，那么成败的原因也就无法被客观地分析并剥离出来。
问25：因此，从历史的时间上去分析秦庄襄王前后的执政思路、风格的变化，分析其前后上层与基层的矛盾变化，其实就是比较这个时间节点前后秦政的变化，应该是能够从历史中去洞察真相的有效办法。
问26：秦异人执政时期，他和吕不韦对既有制度有些什么破坏之举？嬴政呢？
问27：为什么吕不韦要去编《吕氏春秋》？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问28：抱歉！首先，你说他面临合法性和思想路线冲突。这个思想路线冲突具体是什么？
问29：这就是抱歉不认可你的地方了。秦制的路线不是什么单纯的军功法家路线，参照荀子考察秦国后的评论就能知道一个大概。秦制所以强，根子不在军功法家，而在于民生的高效发展，在于其治理的圣人之道和带来的政治生态。
问30：这条路线始于秦悼公，可以之为时间节点去罗列秦制改革的具体措施，然后才能全面把握秦制的本质与全部内容，才能真正认识秦制的治理思想。
问31：商鞅变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去固定秦制。简单点说，其变法的短短15年并不足以改变春秋以来贵族阶层的固有观念。这不符合社会制度改革的基本规律。
问32：比如秦厉共公之后四代六十年的乱政，正符合是思想变革规律的混乱与过渡期，后来导致了秦简公的改革实施。没有一定规模的认可，没有基层的强力，怎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去推行他触及贵族特权的制度改革？
问33：一个有序且清晰的长期制度改革，需要什么才能保证？
问34：不，一个长期稳定、持续且有序的制度改革，需要有一个可见的战略目标和一个长远的社会理想，然后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思想路线。
问35：权力交接出现问题，导致治理思想路线的冲突，就在这个上面。秦国君王手中原有的代代相传的治理思想断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估计才是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 的根本原因，因为这本书从初衷到骨子里，都在问一个问题：秦国的路该如何走？秦制改革的思想何在？
问36：秦人不焦虑，因为他们之前有领头羊，领头羊手中有治理绝学。秦人不焦虑，因为基层已经接受且信仰秦制及其思想，如果上层不胡乱施为，大家也能遵循秦制有效运行。秦异人之后的上层治理，显然是没有吃透秦制的治理思想，因此才会出现一系列与秦制相背离的政策。
问37：真实的原因似乎只有一个：秦国的治理绝学丢了。其实又可以从秦制中找回来。那么秦制的治理思想是什么？
问38：这个治理的路数，与先秦时期从黄帝、伊尹、管仲，到子产的治理思想有何不同呢？
问39：仅简单驳斥一下你的结论。管仲的富国强兵，根本的办法是在发展民生，所谓仓廪实，不是吗？
问40：那么这几位的强国思想根本是否都一样呢？
问到此处，思路也就基本清楚了。吕不韦编书，是因为秦国君王的绝学秘笈失传了，而他又没有这方面的底蕴。如何解决上层与基层的合拍，成了避不过去的难题。要证明此点，只用比较秦孝文王前后的执政风格和思路，比较此前后上层与基层的矛盾变化即可。
十六、从《吕氏春秋》看《老子》的丢失
《老子》被封印，跟汉武帝的强化君权有最为直接的关系，然而这本策论的最早丢失应该始于秦异人的上位和秦孝文王的离奇死去。
简单的判断思路是，自秦悼公六年到秦昭襄王去世的约240年间，秦制的改革是持续健全且稳定系统的。而秦孝文王之后，秦国的政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他们丢失了指导秦制的最高 思想。没有一个根本思想指导的政治，必然出现混乱，失去章法。这种混乱，必然体现在上层和基层的巨大冲突上。
大概在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荀况受秦相范雎之邀考察秦国，对秦制和秦治做出了圣治气象的高度评价。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秦制已经基本定型成熟，官员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已经定型。这就意味着，以吏为师的基层传帮带已经在制度的框架内形成了持续的培养机制。换句话说，只要上层不胡乱干预，基层的治理就会遵循一种模式走在既定的正轨上。
然而，当时的秦国正处在夺取天下的关口上，要么迟点，走《老子》主张的可持续路子，以君王无事和成熟制度去实现全胜善果；要么早点，君王的野望膨胀加快大一统的步子，然后再多花时间去消化，纵然有些动荡，也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秦国的发展正在高速扩张的巨变关口，也就意味着需要上层迅速做出适时指导，把握住变化的节奏。来自上层的政治指示是否和基层形成合力，是判断既定制度与指导思想是否合拍的根本办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选择萧何、曹参这样的历史人物，看看他们是如何从秦之官吏，被成为反秦骨干的，看看其间出现的上层与基层之间的政治冲突和矛盾所在。
因为有思想的秦制，培养出了一批批有信仰的基层官吏，就像睡虎地秦简中的喜。而失去思想的秦治，则会毁坏他们奉为圭臬的秦制。缺失了思想指导的上层政治就像是《老子》中所说的飘风骤雨，必然会从根子上摧毁他们的信仰。秦失其政，从根本上说，失去的是制度和官员相互稽核的机制，失去的是那个唯一正确的方向。当基层官吏大规模跳槽出现，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人才基石。嬴政在执政第十年颁布的《逐客令》，不仅从制度上在摧毁改革了两百多年的秦制，而且从信仰上摧毁了人才的吸纳机制，这与自秦孝公《求贤令》以来的人才政策是完全背离的。
《老子》的丢失，应该源于权力交接的异常。秦孝文王仅在位三天就离奇死亡。“离奇”，是史书的记载。他是不是被害，同样可以从前后的政治路线转变上能够得出基本的判断。
正常情况，国君的权力延续有其完善的多重保障机制，《老子》也在强调制度健全需要周密考虑关与楗的双重保险。秦武王的猝死就是一例，因此秦国的政治纲领作为绝学必然有传承的保险措施。
秦孝文王上位三天，离奇猝死，秦国也就丢失了确保无忧的绝学。这说明伴随赢柱离去的还有《老子》传续的保险机制。比如说，保管《老子》的亲信，要么一起被杀，要么绝了传承的心思。
在没有纲领性指导思想的情况下，秦异人和吕相只能一边尽量维持旧有政令，即便是第一道政令，也与赢柱的如出一辙；一边只好发动频繁的对外战争，以此转移视线并排除异己。
关于这一点，可以对比异人上位前后的战事频率及其与战事的因果。在新君继位的第一年，面对他爷爷留下的烂摊子，一边颁布“弛园囿”的恢复民生之政令，一边却仓促发动破坏民生的战事，而且频繁的战事整整持续了三年之久。
三年后，想来商人出身的吕相也熟悉了政务。然而上层缺失思想，下层浸淫思想制度已深入骨髓，上下的政治方向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这个难以调和的问题必然慢慢明晰于吕相的案头。于是吕不韦在计划良久后，开始了《吕氏春秋》的编撰。
编撰《吕氏春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找一条适合秦国发展的道路，寻找一个能够指导其发展方向的思想，寻找一个治国纲领。其“汇聚诸子百家”的做法与齐国当年创办稷下学宫极其相似，结果似乎也无二致，都以失败而告终。
《吕氏春秋》没有《老子》的全文，只留下了关于老子思想的零星记录：贵公、立木、不二、至柔和当染。标签没错，只是其中的解读似乎已经出现了些许歧义和偏差，也不知道是编撰还是后人翻译的原因。
只有正确校译出了《老子》，才能去判断五个标签的内容。当染，是讲老子与孔子的师从关系；立木，是指老子确立的理想及其治国纲领；不二，是指治理思想及其制度的唯一性；贵公，是指制度政策的公开公平公正；至柔，是指思想与政策制度的宽柔弱用。连起来，就是：孔子之师老子立贵公、不二之木以至柔。
无论如何，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秦国两百多年政治纲领的《老子》，在那个时间节点上，丢失了。
十七、《老子》不是书，而是一篇策论
《老子》不是一本写给大家看的书，它实际上是一篇写给秦公的策论，等同于今天的治国纲领，而且是在对方清楚内容的情况下写的。
它的成因有三：一是为了面谈，二是为了系统整理，三是为了后续的治理参照。
关于写作的历史背景，应当是在秦悼公重筑雍城和田乞弑君事件之后。东进的旧有战略和逐鹿天下的野心，促使秦公开始主动寻找强秦之路。改革！路在何方？
被罢免多年后的老聃，早已被风霜染白了须发，日渐干瘪的躯体内，却始终燃烧着心忧天下的火光，越来越亮的眼神一直逡巡于地图上的各大王都之间。西秦是他早已锁定的潜力股。无他，秦国没有其他诸侯国的权卿之乱耳。
虽然都有落花意，但是接触还是必须的。毕竟，合不合适自己的要求，还是需要交流的。雍城到洛邑，犹如省城到京都，路虽难走，却也畅通无阻。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君王，一个思想卓绝的睿智老者，能够间接交流的渠道应该还是很多的。或许，商路特使是个很有趣的沟通桥梁。口传，不见文字，代问与传答？
当然，不论是谁介绍的，是如何交流的，都不过今天的猜测之想。大不了编出个春秋版的小贤能举荐大贤能的佳话，就像司马徽举荐徐庶，徐庶举荐孔明。
依常识，传话会有几个来回。按照一个来回一个月来算，在加上秦公的求贤若渴，半年左右的间接交流时间应该是相对合理的。老聃着手撰写五千言，应该是在收到正式邀请之后。需要在双方交流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自己的治理之道。
作为一篇策论，就必须按照策论的相应格式来撰写。《老子》先从自己的治理道路讲如何才能长远，再讲要实现长久治理的先决战略目标——取天下的策略，然后提出针砭的问题，最后给出结论。这是古典策论常用的一种结构模式，也是对治理道路的经典表述方式。
要讲一条新路，总要对比旧有的，这是策论立题的常用方式。
要讲一条具体的道路，就要先设定一个长远目标，这样才有方向。目标有多长远，路就有多长远。然后才是当前必须去达成的目标，要想长远治理天下，就必须先夺取天下。这是先理论后运用的落实思路。
长久治理显然比夺取天下的难度更大，前者治理天下，后者治理诸侯国，面临的问题孰大孰小，孰难孰易，自是一目了然的。简单说，这样的讲述，让夺取天下的战略目标变成了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更容易坚定一把手遵循新道去改革旧制的决心。
对比旧有的道路，就得说清楚其导致的现实问题。将小国寡民的驳论放在后面，就无需去一一驳斥，只用抓住根本症结即可，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写法。因为所有的原因、措施和效果都在阐述新道路内容的时候对比讲述了。
至于结论，自然要回到开篇的理论上，强调的无非是其中的根本思想。
这样的策论不同于书本读物，通篇充斥着平实、冷静、理智、简练，缺乏的是普通读者喜欢的故事性和共情。也因为它的专业，所以会让普通读者一开始就读不进去，过程中很难读下去，读完了只会觉得有理，却会茫然不知何往。
换个说法，有多少普通读者喜欢并且能够细细地去读一份关于治国纲领的文件？比如一份党章的总纲。
《老子》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书的角度去读是令人费解的，以至于歧义多多。然而站在秦公的角度，却是表述清楚明白的策论。因为他清楚老聃的道就叫可道，为什么叫可道。对于老聃来说，三字经式的表述，不仅琅琅上口，而且简单明了，易于记忆。细究其写作时的思考，“我的道是可道，这是您早已清楚的。我想说的道路与历史常道不同，也是您明白的。因此最简洁的表达，并不影响你我的交流，反而会更显我的话是如此的直截了当。”
对于秦公，最为迫切的无非就是取天下而长久治理的问题。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就是本篇策论的基本内容。长久治理是根本的政治纲领，而取天下是第一阶段对纲领的运用，是阶段战略的基本国策。
关于一般治理的纲领，字数不多，篇幅短小，会有密集的术语反复出现，却又无需对双方都清楚的术语、概念和典故做详尽周密的阐释。这是读之不进和读不下去的一个主要因素。
要提纲挈领地系统讲述，就会拉长道理的逻辑线。如果再经纬交织，逻辑线就会变成逻辑网，这就要求读者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够相对轻松地阅读政治理论书籍。即便如此，也会容易出现掉线的情况，让阅读变得更加困难。很难读下去，就意味着想读懂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方法，比如画出每段文字的思维导图，然后再去串联所有的。
因为读写的双方都对内容了解，写作的时候就不会去做过多的铺垫，而会当省就省。当省就省，固然会带来效率，但是对于第三方的局外人，也就是普通读者来说，就不会那么友好了。这或许也是《老子》难读的一个原因罢。
千百年来，翻译《老子》的多是文学类人士，甚少政治类专业的。比如王弼，他是玄学宗师，也是政治小白。今天的主要注释，基本都会归根到他的理解，其正确性可想而知。比如林语堂，擅长比较文学，崇尚自由主义，却没有什么政治理论基础。更别说什么余秋雨，将一篇治国纲领用散文诗去表达，然后称之为通译，就更加无法理解了……
隔行如隔山，首先就是对专业术语的接受。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分不清秦制与秦政的区别，如何去翻译纲领与阶段政策。道与德，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指向。从政治上说，道就是路，德就是社会公认的善美价值标准，而法是因德而生，为保护德而存的。回到先秦的语境中，又有多少译解《老子》的人，知道兴民六德的内容与目的？指导《老子》若水八德的体系构成？
很自然，从个人的修身养性去感悟《老子》的修之于天下，并非全无道理，芥子藏须弥，也能说得过去。只是想要完全翻译，就只能是镜花水月罢了。
